已入歧途，兴衰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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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树乡谈）

昨日文章《给阿嬷的情书，写给人民的故事》，很多读者可能以为只是谈电影，就没打开看，其实主要是以心理学为切入口，谈中西方的底层差异。摘选后三章节。

由《给阿嬷的情书》，可以感知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精神心理内核。

源自西方的科学心理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也就比新闻学老一点，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代表心理学正式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至今也不过147年。而新闻学则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心理学跟现代医学或者说西医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陷入机械论，特别注意细分，就像西医把人体按照部位分为诸多细分学科，比如临床医学是一级学科，其下包括内科学、外科学等二级学科，二级学科还有诸多方向。

这么做好处很明显，客观地说，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就在于对复杂自然的切割和简化。如果人类试图一口气理解自然整体，往往会无从下手，但经过机械论的拆解后，复杂自然拆分成了一个个最小化的零件，搞清每个零件的规律就变得容易了，这种分而治之的思路，让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单一学科在几百年里取得了爆炸式突破，极大推动了工业文明、西方文明的发展。

但弊端也很大，尤其当单一学科钻研到相当高度之后，必然要面对更加宏大的跨界问题，特别需要系统思维和整体观。比如面对气候变化、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宏观经济等等时，机械论的短板就暴露无遗了。

机械论简单粗暴认为研究透了一个整体的所有分体，再合在一起就是整体。现实不是这样的，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现实世界中，零部件的组合会出现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就是涌现性，特指复杂系统中，整体表现出单个要素所不具备的新性质。

比如就算把人类大脑的每一个神经元单独研究透了，仍然无法解释意识是怎么产生的；而像西方经济学一样，把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个体行为都建模了，仍然很难精准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向。所以西方经济学一直强调不以预测为目的，重点是解释和分析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因为现实极其复杂。

而且，当一个人习惯了机械论，习惯了长期深耕自己的单一学科领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就被动了。就像习惯现代医学的大多数医生，往往聚焦自己的专科，整体思维不足，当前中国医疗体系最大的短板就是营养科学，很多医生缺乏营养科学、整体思维的认知。

比如小镇去某三甲医院营养科采风，该科主任医师竟然说这几年她对鸡蛋的看法有所改变，觉得一天吃一颗也无妨，这种思想太陈旧了，实际上胆固醇90%是人体合成，健康人一天吃三五个鸡蛋好处远大于可以忽略的负面性。

又比如小镇一再提醒的血糖异常问题，如果有读者朋友去医院查了，按照《柳叶刀》等最新标准，血糖已经异常了，但医生很可能不当回事，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血糖带来的整体危害。由此，传统中医在未来大有可为之处，前提是必须融入当代，充分借助现代技术实现自我发展，而不是故步自封。

正因为这种机械论，所以西方心理学会把人的心理状态分的特别细，但人的精神心理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人都不同，真能如此清晰的分门别类吗？

当然不能，于是西方心理学对心理问题的治疗，就倾向于压制而非解决。核心治疗有二，一是让人承认自己的心理问题，强调有心理问题不代表不健康；二是通过药物或者心理暗示压制，比如精神科常用药物基本是压制人的情绪波动，把人当机械处理了。

这种治疗就类似吃止痛药，吃了药的确不觉得疼了，但病好了吗？当然没有，如果止痛药能治病，那就是神丹了。

归根到底，西方心理学的治疗只是表面上压制了情绪，没有解决心理问题出现的根源，这就导致按照西方心理学理论进行心理干预，效果很不好。

小镇就去北京某三甲医院心理精神科采风过，所谓心理治疗，无非就是医生听听来访者的倾诉，本质就是聊天，当一个有科学指导的“树洞”。可能现场来访者的情绪得到了疏解，但回到现实生活，心理问题还是会再次爆发，而且很可能更加猛烈，这或许也是西方出现特别多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人群的原因之一。

《给阿嬷的情书》就非常好的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心理精神的应对方式，阿嬷在得知心爱的人死讯时，她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很平静，只有一句轻语和一个转身，处理非常平淡，但蕴含深刻的情感；电影最后两位素未谋面、相互守护18年的女性最终见面了，也没有拥抱和哭诉，只是互相看着，然后阿嬷轻轻说了一句“咸猪肉收到了吗？”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天大地大不如吃饭大，什么事砸下来，也得先吃饭。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心理精神问题，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寻求导致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把这个根源解决了，心理问题自然就好了大半。

比如现实中很多人的焦虑、恐慌等等心理问题，根源多半是两点：收入和身体。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焦虑问题，而是收入不足、身体不好，要看的不是心理科，而是去想办法攒钱、去努力锻炼加强营养。

简单概括一下：西方心理学很多时候是在构建一个安全的容器，让人接纳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然后与脆弱、不足共存，就像是吃了止痛药以后与疾病痛苦共存，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更强调实干治愈一切，不把情绪单拎出来当作一个病灶去反复研究，而是觉得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现实问题没有解决，事和人不分家，把现实中的事解决了，心境自然开阔，所谓的心病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这种思维差异，在中西方电影世界也有体现。比如好莱坞电影总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讲究的是饱和式救援的集体主义。

又比如金融市场，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的群体，思维模式更接近超级英雄和止痛药逻辑，追求个人的超额收益，看重短期财务模型是否漂亮，遇到市场波动更倾向于用金融工具去对冲，实际不关注现实到底如何。

比如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股市大跌，就因为没有看到预期中的超级大单，觉得只是见一面很没意思，但在全世界看来，中美元首能够见面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时代利好，最起码避免了两个超级大国正面开战的最坏结果。

反观中国强调的特色金融，更强调政治性、人民性，追求整个系统的安全和发展，而非仅仅考虑金融本身，所以“金融强国”重点不是金融强，而是要求金融服务强国目标、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方向，追求的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追求共同富裕的集体利益，遇到金融市场波动，也更倾向于从根源上去解决，比如整顿行业、要求行业转型等等。

西方之所以方方面面陷入割裂的碎片世界，把整体无限切割，比如非得强调政府和市场的切割，这并非西方不懂各部分协调互动的基本道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的影响。

西方工业革命后，延续了西方传统的行会、庄园领主经济社会结构，发展出种种利益集团，并将其制度化。

曼瑟尔·奥尔森在其1982年著作《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中就谈到，长期稳定的民主社会容易积累大量的分利集团，比如强大的工会、行业卡特尔等等，这些小团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极力阻止社会的整体变革和资源配置，导致国家活力下降。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冷战影响。

西方阵营为了打赢冷战，应对社会主义阵营红色浪潮冲击，竭尽全力淡化阶级概念，避免民众形成跨种族、跨地域的阶级大团结，为此大搞“身份政治”，把社会议题从贫富阶级对立转化为性别、种族、环保、素食、LGBT+等等碎片化的文化与身份议题上，看似民众不断上街游行，实际早已被切割成无数互相对立的小团体，民众内斗不断，根本无法形成合力去挑战资本和权力的核心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掩盖、扭曲信奉共产主义的战士。

比如波伏娃，明明是一名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女性解放的斗士，却被抹黑曲解为狭隘的“女权”符号，当然波伏娃有其局限性，仍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性质，但就算只是改良，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难以接受了。

不要相信网上种种“法奸”“淫荡”的抹黑，1955年波伏娃和萨特应周总理邀请访问中国，行期长达45天，其间还作为贵宾登上观礼台，观看了1955年的国庆六周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这是新中国对两位共产主义同行者的尊重。

前一年，在冷战阴影下，萨特应邀访问苏联，归来后在《解放报》连发五篇文章谈苏联印象，同年在柏林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萨特在发言中高呼“蒋介石必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得到承认。这是必须做到的，因为这是符合历史的发展，也就是符合创造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的”，他说这话时，美国正在组织对中国的围堵。

波伏娃和萨特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公认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在访问中国前，两人遭到了大量的抨击，质疑他们被新中国收买，对此波伏娃驳斥“为什么眼见之物就不能信、不能评？谁也不能长时间、大规模地蒙蔽整个国家”，要以自己的眼睛打破西方的封锁。

作为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接受陈毅副总理接见时，动情的说希望社会主义为女性带来平等和公平，还非常委婉的提出警告“在中国，有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那就是静止地判断问题”“看不到它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无视它的努力”。

此后二人始终致力于向被蒙蔽的西方介绍真实的新中国，而当时的西方反华势力非常强大，压力可想而知。

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国《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1980年萨特逝世，《人民日报》公开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当时还掀起了一波“萨特热”。

波伏娃则认为新中国变化很快，她说“（新中国）需要的是解释”，于是用一年时间收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观感，1957年出版了500多页的《长征：中国纪行》，副标题“论中国”，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的诽谤，这也是波伏娃一生中唯一没有在西方世界获得再版的著作。

波伏娃和萨特的努力，很像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同样难以被资本主义接受的典型，是海伦·凯勒。很多人都读过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零基础构建语言认知的盲聋人，能够输出如此多系统思想，更是目前唯一。她的终身导师一生只有她这一个学生，凭借几十年的教育笔记，就被公认为现代特殊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这么一个人物，在大众印象中好像早早就去世了。当然不是，海伦·凯勒一直活到1968年，终年88岁，只是当她成年之后，始终致力于人的解放，跟资本主义做斗争，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09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公开赞美共产主义，曾写到“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并在书桌上方悬挂红旗。

这样的人当然要掩盖，西方主流媒体对其政治立场长期淡化处理。但无论西方如何将她封杀遗忘，她的思想，永远无法被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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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主义的掩盖和扭曲，成了西方世界第一政治正确。

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和必然灭亡的本质，会更加追逐机械论，回避整体，因为只有拆散了整体，才能用散乱掩盖最根本的核心问题，进而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

包括西方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总是补丁打补丁，就是因为没有触碰“资本剥削”这个根本病灶，所有的解释和理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都显得苍白、扭曲、解释力不足。

这些理论之所以能够大范围传播，成为主流显学，除了西方强大之外，也在于更加简单、对人的要求更低。

比如心理学，如果按照中国人事合一、解决问题本源的思维，就要求人去调研、去反思、去改变、去知行合一，而西方心理学只需要承认自己有问题并妥协就行了，还可以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归结为所谓的“原生家庭”等，不用真的去改变自己。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西方文明兴起是因为把复杂整体拆解为零散的部件，但时至今日，这种拆解必然导致对现实的理解出现巨大偏差，原子化的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力量损耗，于是西方呈现强大又脆弱的矛盾，纸面力量很强，一旦真动手就会发现处处掣肘、力不从心。

西方已经不是纸老虎了，更像是拼起来的乐高虎，看似威风凛凛，横向外力加深，脆弱至极，远不如榫卯结构的有机体来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