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陈赓获悉党内出现内奸立刻上报，中央紧急指示须在短时间内将其肃清！
1927年夏末，上海北四川路的一栋石库门深夜仍灯火通明，国民党新设的党务调查科正忙着挑选“可靠新人”。表面看是一场招聘，其实是扩建特务系统的前奏，蒋介石刚刚在“四一二”后宣布“清党”，枪声尚未散去，情报网却已悄然撒开。
不久，一位西装笔挺的青年走进视线。此人名叫杨登瀛，留学日本时学的是法律，说话带着江南口音又掺着几句日语，颇得调查科几位要员欢心。他们哪里知道，这个年轻人早在东京便与进步社团暗通款曲，回国后已由老同学陈养山秘密介绍给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成为埋入敌营的一颗钉子。
陈赓当时三十一岁，干练寡言，负责特科情报科才几个月。为了重建被血雨腥风摧残的地下网络，他急需内部视线。于是，这枚“钉子”在调查科稳稳落座，外人眼里不过是新来的科员，实则每天把档案室的风声雨声留言送进法租界一处不起眼的小院。
同一时间，地下党为了恢复交通线，借助商号掩护联系。福建人戴冰石的文具铺就这样成了一个新的联络据点。戴早年跟过工运，自称“觉悟已成”，加之肯捐店面，很快获得信任。他还特地把小姨子叫来当伙计，装出一家亲共气象。谁料他在“四一二”后被捕，面对皮鞭与银元折了腰，暗中投了调查科。
投敌之后，戴冰石急于立功。他主动向上线献策：一举端掉自家店铺里经常出没的联络员，“连小姨子也抓进去，更显逼真”。调查科觉得这个苦肉计颇具戏剧性，立即批准。抓捕当天，八名同志被押走，小姨子亦在列，外界只当又是一次例行清剿。
案子一落锤，戴的妻子慌了神，三番五次跑到调查科大门口哭闹。她拦住杨登瀛，急切低声道：“求你救救她。”短短四个字，却像一把钥匙，让杨推开了疑云之门。按理说，若是奉命除“赤匪”，怎会连自家骨肉都不保？这一异常令他起意查档。几小时后，他在机要档卷里翻出戴冰石的“立功自首”供状，笔迹与其账薄如出一辙。
情报被迅速递到陈赓手中，深夜的法租界里，煤油灯亮了一盏又灭一盏。陈赓看完密报，只丢下一句：“夜里解决，天亮之前结束。”随后拨动暗号，“红队”五人即刻集结。这个由特科挑选的行动小组行事干脆，从不拖泥带水。
次日晚，一张写着“商量货款”的纸条送进戴家的店铺。戴冰石没起疑，换了身干净长衫便出门。原定陪同的杨登瀛却因汽车故障耽搁，硬是晚了十五分钟赶到。弄堂深处已是一片寂静，只剩路灯下未干的血渍。戴倒在石阶，咽喉一道利刃划过，来不及喊叫。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杨低声对赶来的捕快说：“刚才还好好的，人呢跑了。”一句话，挡回了探查方向，替“红队”争得宝贵空窗。
事后，调查科将此案草草归为帮会寻仇。陈立夫虽心生疑虑，却苦无证据；杨登瀛顺势买来一辆雪白的二手轿车，送到上司府上，职位反而更稳。自此，“红队”的行动与杨的电文形成闭环，上海地下党的破网开始一点点补回。
有人感慨这场较量如同刀尖上跳舞，其实比拼的是谁能更快占领信息高地。叛徒的“自导自演”只要被抓住一丝破绽，整个布局便瞬间垮塌；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靠地下党员的警觉，也少不了敌营里那双随时递出情报的眼睛。
1931年前后，“红队”又连续清除了数名潜伏者，沪上的潜伏战线暂得喘息。其间，杨登瀛始终坐在调查科的档案室，把卷宗里的密电一页一页抄进极细的洋纸，再藏进皮鞋鞋跟。十多年里，这些不起眼的纸片横跨沦陷、抗战，最终汇入延安。许多前赴后继的同志掩于暗处，几分钟的快刀、半张纸条，保住了更多人的性命，也让敌人的搜捕陷入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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