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大学教授安娜·贝拉斯科·莫尔佩塞雷斯在她的新随笔《时尚与政治：权力的表象》中，梳理了着装规范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2018年，梅拉尼娅·特朗普前往多个非洲国家访问，其中包括肯尼亚和埃及。此行被认为是为了缓和她丈夫前一年相关言论引发的紧张气氛。据传，唐纳德·特朗普曾认为那里是“粪坑地区”。
访问期间，这位第一夫人在一次狩猎旅行中因佩戴萨拉阔特帽而受到强烈批评。这种帽子与人们对非洲旅行者的刻板印象密不可分，同时也让人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探险者和士兵的装束。
这个虽属近年的小插曲，却足以概括巴利亚多利德出生于1991年的教授兼记者安娜·贝拉斯科·莫尔佩塞雷斯这本新作的主题。由卡塔拉塔出版社出版的《时尚与政治：权力的表象》于3月底问世，也是她围绕时尚空间及其历史、社会意涵持续研究的又一推进。
她在书的第一页写道：“时尚一直是最被轻视、也最受打压的政治语言……同时，它也是最直白、最受赞赏的政治语言……合法性需要舞台布景。权力在制定法律之前，先要建构形象。而其中第一重形象，就是被衣着包裹的身体。”
长袍和饰物上的紫色取自布兰达里斯骨螺，被选为统治者专属的颜色，无论是希伯来人、罗马人，还是中世纪红衣主教皆是如此。有人用它作为纪念战死者的标识，也有人把它作为宗教职务中的规范。在古代，每一件衣服及其色调都必须传达出一种崇敬，甚至是臣服。
观察不同时代中各类服饰及其代表性色彩的转变和运用，颇有意味。19世纪末，妇女参政权运动者在珠宝和纺织品上使用白色与淡紫色。西班牙国旗在1931年至1939年间出现的共和派紫色，以及这一颜色在“我们能”党自2014年以来的延续，也都属于这一脉络。
在革命后的俄罗斯，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娜杰日达·拉马诺娃和阿拉·列瓦绍娃等艺术家与设计师加入其中。她们中有些人此前曾因与沙皇体系有关而受到整肃。她们帮助塑造了无产阶级时尚理想，其特点是“抽象设计、几何图形纹样、自然垂坠和宽大袖子”，与生产主义艺术观相呼应。
冷战期间，苏联也不可避免地向西方时尚靠近，开始引进伊夫·圣洛朗和克里斯汀·迪奥的版型。尽管列瓦绍娃曾作出努力，效果却并不一致。她曾领导轻工业部下属的艺术与工业设计特别局。某种程度上的最后开放，则出现在斯拉瓦·扎伊采夫主掌苏联时装屋期间。他在1965年至1978年间担任负责人，并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红色迪奥”。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细节。配饰把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置于臣民的注视之下。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的斗篷上缀满了硬币，并写有“它们是我的所爱”这句口号，指向17世纪西班牙宫廷盛行的奢华与赌博。
海盗德雷克那枚镶宝石的吊坠，则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授予他的，以表彰他对英格兰王室的贡献。1793年至1794年间法国公社成员佩戴弗里吉亚帽和三色徽章。红衫、蓝衫、黑衫和褐衫，则分别对应解放者加里波第的民兵、西班牙长枪党、意大利法西斯党青年组织和德国纳粹党青年组织。
特朗普阵营的帽子上写着“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被描述为对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说法的再利用。罗纳德·里根的一枚竞选徽章上写的则是“让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
从竞选徽章，到香奈儿套装——杰奎琳·肯尼迪与之密不可分，而这些服装由纽约的谢·尼农制作——再到总统们佩戴的太阳镜，比如佩德罗·桑切斯在“猎鹰”专机内部戴过的雷朋“旅行者”系列眼镜，这些元素在书中一一展开，呈现出阶级排斥与融入之间、优雅与纯粹野心之间那条微妙的界线。
时尚塑造了人们试图引导或逾越之物的意义，同时也展现出它几乎无穷无尽的解放与变革能力。这绝非小事。无论何时，最好都穿得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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