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对法：适用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 捍卫合法权益

作者|王佳

正文共1828个字，预计阅读需6分钟▼

日前，欧盟在依据《外国补贴条例》（以下简称FSR）对“同方威视”开展调查中，要求相关中国实体提供大量中国境内信息。我国司法部随即发布公告，会同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认定欧盟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本次适用《条例》不仅具有阻断不当域外管辖、保护中企合法权益的直接功能，更在检验我国涉外法治效能、反制“制度性单边主义”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同方威视”调查中“不当域外管辖”的法理界定

欧盟在跨境调查中要求中国有关金融机构提供中国境内的大量信息，从国际法视角审视，此种执法模式构成了《条例》所规制的“不当域外管辖”。

其一，以“经济联系”替代“属地原则”，构成管辖权的过度扩张。属地原则是国际法上国家管辖权的基础。在“同方威视”调查中，欧盟索要的所谓“外国补贴”所涉信息等，均完全发生并存在于中国境内，与欧盟缺乏实质性的领土联系。欧盟仅凭目标企业在欧设有独立的子公司，即主张管辖权，是对属地原则的严重规避。

其二，以行政手段掩盖保护主义实质，破坏国际公平竞争秩序。欧盟试图将其监管触角延伸至中国境内的商业活动与金融数据，不仅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与管辖权，其本质更是以“公平竞争”为名，行“保护本土产业”之实。这种将他国正常的商业活动与产业政策泛安全化、违规“长臂”取证的行为，严重扭曲了正常的商业逻辑与国际经贸规则。

适用《条例》的规范基础

《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阻断和反制外国法律与措施的不当域外适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条例》适用于“同方威视”调查，具备充分的规范依据。

《条例》第三条规定：“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实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损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中国政府有权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同方威视”调查的语境下，欧盟表面上是规制在欧经营实体的行为，但其执法所引发的直接后果，是迫使中国企业迎合欧盟的不合理要求，对其在中国境内的正常活动横加干涉。一方面，欧盟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开展调查执法活动，欧盟的要求是不当域外管辖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因其执法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治部门会同其他有关机关开展识别工作，经过充分的调查和全面的考虑，认定欧盟的跨境执法活动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是具备充分的法律基础的理性之举。

适用《条例》应对FSR调查的重要意义

在“同方威视”调查中适用《条例》，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单一案件的维权范畴，而是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构建制度性防御体系的关键事例。

第一，阻断“寒蝉效应”，提振中企出海信心。当前，欧盟FSR的模糊性与强溯及力致使在欧中企面临极高的合规不确定性。适用《条例》进行精准阻断反制，能够为企业提供国内法层面的抗辩依据与救济途径，有效打破不当域外管辖带来的“寒蝉效应”。

第二，开展实战检验，激活中国涉外法律矩阵。近年来，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条例》、《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涉外立法，初步构筑了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的涉外法律矩阵。在“同方威视”调查中适用《条例》，是对我国涉外立法的一次高标准“实战测试”，使法律从文本真正转化为具备实质拘束力与执行力的制度工具。

第三，对抗“制度性单边主义”，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欧盟出台FSR，实质上是试图以单边立法取代多边共识的“制度性单边主义”行径。中国本次适用《条例》，释放出明确的规则信号：中国坚决抵制任何披着“法律外衣”的不当域外管辖。这不仅是一场中欧双边层面的法律博弈，更是中国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各国自主制定产业政策主权的重要法治实践。

“同方威视”调查绝非孤立的商业纠纷，而是考验中国涉外法治应对能力的试金石。面对欧盟的不当域外管辖，妥协退让无法换取实质公平，唯有以法对法、主动出击。《条例》作为我国涉外法治体系的利剑，在应对此类新型法律战时展现出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该《条例》的适时、精准适用，向国际社会重申了中国依法捍卫企业合法权益与国家经济主权的坚定意志，也为中国在复杂交织的国际经贸博弈中依靠法治力量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底气。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