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至今仍在配合巴勒斯坦人遭受的种族灭绝仍在继续,西方媒体对这一进程的站队也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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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所谓的“豪华咖啡馆”,其实不过是一顶搭建粗糙的帐篷,靠几根细木杆支撑,四周贴着廉价的人造草坪壁纸。甚至连下面开裂的路面,在画面边缘都清晰可见。
这样的场景却被当作“豪华”的证据,仿佛只要巴勒斯坦年轻人还能坐着、学习,或者短暂拥有一点近似正常生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放在世界任何别处都只能算条件低劣——就足以推翻有关极端苦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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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旗下另一家媒体《泰晤士报》——这家报纸在英国常被视为所谓“记录报”——这些年来在相关报道中也容纳了类似的“观点”。例如,一名种族灭绝的鼓吹者获准开设专栏,大谈所谓“危险的巴勒斯坦主义”之恶,并声称这种思潮已经“攫住了”英国政治。
在英语世界的大量主流媒体中,对巴勒斯坦人的随意种族主义态度,坦率说,还有轻蔑,几乎早已成为常态。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轻蔑,让一位美国总统把“巴勒斯坦人”当作辱骂用语也显得见怪不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曾多次这样攻击美国参议员查克·舒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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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人爱说主流媒体已经死了,但看起来它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尤其是在为“人类的主人们”服务的时候。它设置议程的功能早已被广泛讨论,而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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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借助这种“赋予正当性”的效应,那些极端中间派如今终于被允许以某种方式谴责以色列,这一点也许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早在克里斯托夫的揭露之前,这些信息在别处就已经相当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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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今天,比尔·阿克曼之类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却要求《纽约时报》“关门”。刊登对以色列不利的事实,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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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怎么想,似乎从来都远不如《纽约时报》版面上写了什么来得重要。因为像埃利·维瑟尔这样著名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每当想“感觉好一点”时,都会去看《纽约时报》如何报道以色列。评估一家新闻机构的影响力时,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真的严肃,而在于谁把它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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