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贱役”到“网红”：法医的静默与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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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不会说谎，只是需要我们耐下心，读懂它的语言”——这是法医刘良在刚入行时，老法医带他处理第一起分尸案时说的话。

“读懂”永远是一个问题。大多数与法医相关的著作、戏剧、电影和小说，都建立在“读不懂”以及“如何读懂”的基础之上。“如何解读死亡原因”这一问题，曾经困扰了人类很长时间，而能够读懂“尸语”的“翻译”，则经历了漫长的职业进阶史。

从“仵作”到“法医”

东汉时期，蔡邕注释的《礼记·月令》中，就有“瞻伤、察创、视折、审断”的记载，明确了不同的人体损伤程度，表明古代中国已有司法检验的实践。汉代有专门的“令史”，负责验尸、验伤，这可视为官方司法鉴定的开端。

唐代法律则有明文规定检验制度——验尸工作由“作作人”承担。“作作”意指处理丧葬之事的人，这是“仵作”一词的重要来源。到了宋代，司法检验制度达到顶峰。成书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由官员宋慈编纂完成的《洗冤集录》成为检验官和仵作的必备手册，同时，它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医学著作，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1598年）早了350余年。书中系统总结了尸检、伤痕鉴定、中毒鉴别等技术方法，许多经验至今仍具有参考意义。

宋代验尸的主力是官员（县令、县丞），仵作则作为技术人员辅助，负责处理尸体、报告伤情。宋代也称他们为“行人”或“团头”。从工作性质来看，中国古代的仵作可以被视为现代法医的重要前身之一，但在知识体系、社会地位和专业化程度上，还存在显著差异。传统仵作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实践总结和师徒相传，属于经验技能型职业。而现代法医的知识，则建立在系统的细胞学、生物学、组织化学、分析化学、影像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之上。

仵作在古代属于“贱役”或“吏役”，社会地位低下，通常不得参加科举。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进行体表检验——受限于伦理和技术，仵作极少进行尸体解剖。作为专有职务名称的“仵作”，最早正式出现于元代的法律文献中，并被明清两代沿袭。元代颁发的《检验法式》（1304年），记载尸表检验结果，是现存最古老的验尸正式文件，该文件一直被沿用至清代初年。

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之中，仵作大多数时候都是静默的。他们不被当权者看见，也基本上没有机会被世人看见。

明代的仵作被纳入地方政府编制，但地位依然低下。而清代制度最为完善，仵作需经过官方培训、考核和注册，并颁给“仵作执照”。《大清律例》对检验程序和仵作责任有详细规定。清末，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方法医解剖学知识被译介入中国。

1915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开设了裁判医学（法医学）课程。尸体解剖的开展，标志着我国开始跨入现代法医学阶段。法医的工作通常包括：全面的尸表检验、系统解剖、毒物分析、DNA鉴定等。

现代法医通常是拥有专业资质的国家技术人员或司法官员。例如，有“当代福尔摩斯”之称的华人神探李昌钰，拥有美国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厅长、刑事鉴识科学实验室主任。

法医明星化的底层逻辑

法医的明星化，与现代娱乐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走明星化路线的法医，在被剥离了花里胡哨的流量数据、明星光环之后，归根结底，其职业底色仍是科学工作者，而非艺人。或者说，他们是“尸语者”，是死者的翻译——他们只对死者负责，解读亡灵死因，替死者言说。

在“注意力经济”盛行的时代，流量对于李昌钰而言，意味着实验室经费。

看尽人间生死，内心依然温暖——这是很多读者对于李昌钰的评价。2026年3月27日，李昌钰在美国的家中安详去世。与此同时，他生前授权出版、重印过多次的中文自传《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在各大网购平台售罄，库存状态随即从“现货”切换为“预售”（加印）模式。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李昌钰的成功之道》，李昌钰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出版

在这本自传中，李昌钰将人生各阶段所经历过的大事或趣事，用数篇短文娓娓道来，其中就包括他如何利用流量“化缘”的经历。早年在美国纽黑文大学刑事鉴识系教书时，他手把手带领学生设计、筹资、动手建起了刑事鉴识科学实验室。在被聘为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实验室主任后，他更是多方奔走呼吁，将一间化验室扩建成了全球顶尖的刑事鉴识科学大楼。

李昌钰“化缘”的手段，包括周旋于商界、政界大佬之间，亲自为他们下厨做饭，参加各种商业演讲、出书、出镜等等。几十年来，李昌钰自己募集和捐献的经费达数千万美元。时至今日，当来自全球的顶尖法医们穿行在李昌钰创建的迷宫般的刑事鉴识大楼里时，也很难不为一件件精密的仪器所吸引，为一个个物证、数据库的齐全完整所叹服。

能把流量最大化变现的底气，来自于硬核业务能力。李昌钰参与侦办了全美50个州及世界上17个国家的数千起刑事案件，其中有很多曾被认为“无解”的疑案悬案，已成为国际刑事科学界和警界教学研究的范例，包括：球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白宫法律顾问文森·福斯特自杀疑案、前中情局特工理查德杀妻案……

而对于死者家属而言，李昌钰的温度，则体现在“魔鬼细节”之中：他将死者的照片随身携带，随时提醒自己：尽快找到杀害他们的凶手，替死者发言，为生者维权。

流量是手段，破案是初心。“前浪”李昌钰提供了教科书级的示范，而“后浪”则亦步亦趋，照抄作业。知名犯罪小说家、《首席女法医》系列小说的作者帕特里夏·康威尔，资助了网红法医调查员芭芭拉·布切尔，帮她建立起纽约市法医学培训计划。而由芭芭拉·布切尔撰写的回忆录《那些死者知道的事》中译本，于2026年1月在中国出版。

《那些死者知道的事：一位女法医的回忆录》，［美］芭芭拉·布切尔 著，蒋 漫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芭芭拉·布切尔有20多年的法医调查员工作经验，调查死者人数超过5500名，其中680名为谋杀案遇害者。她还处理过包括“9·11”、伦敦地铁爆炸案等事件在内的大型灾难现场法医勘验工作。她将从业以来所经办的重要案件，以及她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历程，倾囊相授，发表于播客节目以及这本回忆录中。

出庭、出镜、出书，都是为了初衷

刘良自1983年踏入法医行业至今，经手过近万件鉴定案例，解剖过的遗体超过4000具。从业40多年以来，他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法医是不是只跟尸体打交道？”而真相是：法医行业里80%的工作都离不开跟活人打交道——损伤程度鉴定、伤残等级评估、亲子鉴定、医疗损害鉴定等，这些都是法医的日常。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法医这一曾经冷门的职业，一度被小说、影视过度消费，并被掌握了流量密码的作家和编剧们强加了各种滤镜，乃至妖魔化。有鉴于此，刘良本着朴素的科普精神和祛魅的原则，开始尝试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来展示法医的日常，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

以刘良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纪录片《生死解密者》的传播效果，远超制作方的预期：不仅消解了公众对于法医这一职业的误解和隔阂，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于法医学这个领域。有粉丝给刘良寄小礼物并留言：“您守护真相，我们守护您的开心。”这句话成了刘良坚持科普工作的动力。

2026年3月，刘良的新书《真相不会沉默》出版，上架不到一个月，已经印刷三次。作为法医，刘良的工作日常是与生命的终点对话；而写书、出镜，则是刘良身为一名科普作家与普通读者的对话。他将经手过的经典案例，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达，尝试对普通读者进行专业知识的科普。

《真相不会沉默》，刘 良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出版

《真相不会沉默》收录了刘良经手的20多个非正常死亡案例。通过误饮“化骨水”、过量食用“烟粉”、误涂“美白神药”等案例，来警示安全风险；经由直击杀人骗保、弑母悲剧等案件，来探讨伦理困局。全书最令人触动的，就是他自陈全家签署遗体捐献协议的心路历程。他以此举来完成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探寻。

对于科普作家而言，写作语气的把握是困难的。过于学院派，张口就来医学行话、狠词，对普通读者而言显得太不友好；而措辞过于平淡、口语化，则又显得不够学术范儿。实际上，语气是很难客观讨论的东西。语气，就是作家看待世界的方法。而在万物皆可速成和速食的时代，网红作家想要做到“尽善尽美”是容易的，找职业写手捉刀或者使用AI润色，把句子写得更漂亮，都不是问题。但这种做法无疑也是危险的，如果一部作品被看出明显不是作者本人的语气，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它消费的不光是读者的信任，还有专业的公信力。

值得一提的是，《真相不会沉默》的文字带着原始的粗粝感，很多句子显然谈不上精致漂亮，但它最大程度还原了刘良在日常出镜、接受采访时的说话语气。它能让读者信服：这本书不是某个职业作家在试图模仿法医刘良的语气或思想体系敷衍而成的。它就是法医刘良的唠嗑日常。

在解剖台上，法医刘良用解剖刀找出死者的死因，替他们说话。在科普读物《真相不会沉默》里，作家刘良以这段文字收尾：“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也是命案侦破率最高的国家。能作为法医参与其中，用专业为生命兜底，让无辜者得到告慰，我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