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六十年前的“小舅子”，是否还活在人世间

往事悠悠：六十年前的“小舅子”，是否还活在人世间？

我9岁那年，全家人随父母工作转移来到了福州。在我们居住的楼下，前后脚搬进来转业军人一家，有一个男孩未满周岁，妻子便叫了自己乡下的弟弟来照看孩子。公司上下见到每天背着孩子的乡下弟弟，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小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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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舅子叫啥名谁没有人会在乎。只听姐姐唤他金宝，估计父母在世时他也是掌中之宝，但大家还是愿意叫他“小舅子”，可能是其中的信息量大于“金宝”。小舅子小学毕业，在乡下能写会算，被村民们奉为“小秀才”，他说起这段高光时刻，喜形于色颇为得意。

可是进了城之后，几乎周边的人都比他能说会道有知识，小舅子所有的光芒便黯淡消失；消失了原有的光芒也就算了，他的形象却凭空给周边的人提供了一个逗乐的由头。那是因为小舅子打小就是一位“癞痢头”，头顶上寸草不生，只有两侧分布着稀稀落落的黄毛，所以长年戴着一顶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灰黑帽子，这顶帽子也就成了脑袋上的遮羞布。然而，不尽人意的是：鼻子两冀还布满了坑坑洼洼的麻点，一激动便会发红，这无法掩饰的缺憾让小舅子时时自卑，故在有人处经常低下头，不想让人看清楚自己的尊容。

小舅子虽生得矮小，那时也有十六、七岁了。我早上上学、下午放学，还没走进公司大院，总能瞧见小舅子，背着自己的小外甥，漫无目的的在大门内外转悠；或者是背着小外甥，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开荒、种菜。那块裹在孩子身上的方格子蓝色粗布，是我当年放学回家首先映入眼帘的小舅子LOGO。

因为小舅子长得有“缺憾”，一开始我也是不喜欢小舅子的。我曾经跟随着一群比我大几岁的孩子，时常捉弄小舅子，除了偷偷朝他身后丢个小石子、或者在那块格子布上贴张纸条，画个乌龟或涂上个“小舅子死了”的字条，随后我们躲在不远的树丛里，就等待着小舅子发现后百分百的发怒。但让我们失望的是：不是他没有发现我们的恶作剧，就是发现了也只是鼓鼓腮帮子回身慢悠悠地离开，让我们这帮孩子的恶作剧有开头无结尾，自然十分扫兴。

尽管如此，小舅子依然喜欢和我们这帮小毛孩说话，因为和他同龄的，大都是在忙着做大人们的事情了，没人会搭理这位“长不大”的小舅子。每天放学，他常常会要求看我们的作业，纠正错别字，重新计算加减乘除，在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同时，老是伴着一句口头语：“你们不晓得哦”，这让我们一帮孩子鹦鹉学舌了许久，小舅子也从不生气。

一来二往，我们不再欺负小舅子了，我们把小舅子当成了自己的同伴。

一个大热天。我们一帮孩子疯玩之后被家长逐出家门，拿上替换衣服拥入院子里的澡堂，扑通扑通跳进热水池里嘻嘻哈哈热闹非凡。等我们静下来，见到小舅子也蹲在池子角落里，但那顶永远不脱的帽子依然扣在脑袋上，这对于我们、甚至全家属院的人都心领神会，十分清楚小舅子的帽子为什么不脱的缘故。

但是，有个外号叫“狮子精”的调皮蛋，却手脚发痒，他悄悄挪到小舅子身边，突然伸手一把将小舅子的帽子抛到了远离浴池的淋浴处。小舅子先是一惊，然后赶忙用手捂住自己稀稀落落的脑袋，眼里满是委屈。他不好意思地爬出池子，我们以为他会揍“狮子精”，“狮子精”也撑起胳膊准备着小舅子的反击。然而，小舅子却慢慢地走到淋浴处，拾起帽子，湿淋淋地扣在了脑袋上。

我们一帮孩子见此情景，很是愤怒，撸起胳膊要替小舅子教训“狮子精”，“狮子精”显然知道“众怒难犯”，立马跳出池子，光着屁股狼狈逃窜。见他的衣服没来得及拿走，几个孩子一齐上去，抓起“狮子精”的衣服鞋子摔在地上，舀起一盆水，让它们也彻底洗个澡，看你“狮子精”还怎么回家？

春去秋来，我升到了高年级。放学回来，小舅子依然背着小外甥热忱地在大门口迎候。他依然询问我有没有做不出来的算术题？我摇头，我知道我学到的四则运算，小舅子已经不会做了。但为了冲淡他的失望，我就会将自己画的图画、同学给的花纹石子掏出来送给小舅子，小舅子依然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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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楼上搬来了印尼华侨，带回来的小自行车很讨人喜爱。我们就轮流骑着玩，小舅子自然也参加了我们的骑行。正当大家欢声笑语地闹腾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小舅子：小孩子摔跤啦！

小舅子马上从自行车上下来，见小外甥“哇哇”大哭，原来小家伙独自行走跌倒在水泥地上，额头渗出了鲜血。小舅子慌忙将小外甥抱起来，见到额头上的血迹，自然十分害怕，于是用手抹，越抹血迹越多。我撕下一张作文纸，让他按住伤口。

正在这时，小舅子的姐姐听到孩子的哭声，走了出来。见此情景，马上从小舅子身上抱回孩子，一边往回走，一边大声骂道：“你这个杀千刀，这么大的一个人，还和小孩子一起玩，丢脸不丢脸？只晓得吃饭，连个小巴细都带不好，有什么用？饭桶一个！”

小舅子呆呆地站立着，无所适从。

他姐姐回头对他叫喊：“挺尸一个！还不快跟我一起去医务室！”

于是小舅子一路小跑跟上去。

吃晚饭时，听见楼下训斥声。我跑下楼，只见小舅子抖索索地蹲在楼梯口，他的对面站立着他的姐夫，突然吼了一声：“立正！”小舅子马上站起，吓得我像小舅子那样也站立着一动不敢动，规规矩矩地接受训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负责任吊儿浪当的，你要是当兵，上战场非得当俘虏不可，甚至要当可耻逃兵。你给我听好了：吃饭前必须写出深刻检查来，否则，就别回来吃饭！”说完，回身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我轻声对小舅子说：回家给你拿点吃的来，你等着。

我返身上楼，将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母亲，母亲随即从桌子上拿了两只山芋（饥饿年代山芋就是主食）给我，我赶忙下楼，却不见了小舅子。

我在楼幢外四下张望，黑夜里没有人影；我左寻右找，在院子里走了一圈，也不见小舅子。

母亲见我没有寻找到小舅子，心里总觉不安。她硬着头皮敲开小舅子姐姐家。姐姐显然怒气未消，回答母亲：这个杀千刀，我去把他找回来！

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晚小舅子去了哪儿、他姐姐又是啥时候把他寻找回来的？

打这时起，见到小舅子，完全忘记了他本来的年纪，我只会像对待弟妹似的生出怜悯和同情心来：好卑微好可怜的小舅子！不久，小舅子的外甥上了幼儿园。他姐夫便在公司下设的一家计件外包单位，给小舅子寻了一份工作：拆解建筑水泥块里的钢筋。有了工作的小舅子，尽管只是个临时工，但也挡不住他一脸的满足，走路腰也直了，连说话都升了分贝。

因为父亲工作忙，家里吃晚饭比别家迟。往往正值我们用餐的时候，小舅子已经吃完了饭，便跑到我家里来聊天。随着一声一个“你们不晓得哦”，便给我们带来了他白天在工地听到的传闻甚至谣言。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说：“你们不晓得哦，就在台江，天上掉下来这么大的一张馅饼，足有十斤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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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的年代，谁会对平空捕获的美食不感兴趣？我央求小舅子再详细讲一遍，那只饼到底有多大？小舅子振奋起十二分的精神头，将神态夸张得有点离谱：他努力地撑大着自己的小眼睛，双手合围比划着馅饼的大小，自己的嘴巴反复张开又闭合，甚至听见“啧啧”的品味声，仿佛他正在嚼着那张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全然不顾鼻子两冀坑坑洼洼发红的麻点，激起我们哄堂大笑。继而哥哥也央他重新表演一次，他也不让我们失望，而且一次比一次夸张，馅饼从十来斤提高到廿斤，双手围合的面积越来越大，致使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这在饥饿年代贫瘠的饭桌上，给我们添加上了一道精神会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小舅子在我们的饭桌旁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听母亲说：小舅子为了给他们那伙临时工们争取劳保手套，执笔起草了一份报告发给多个部门。主管觉得他是个刺头，就放了他的“长假”。

后来他姐夫找到父亲，父亲一了解，觉得小舅子做得并没有什么错：当时正式职工的劳动保护是每月两副手套，临时工却一副也没有，这有点不合情理。父亲找来了后勤科长，让他联系外包单位，给临时工们每月发放一副手套，并让小舅子重回外包工的队伍。

第二年，由于战备需要，我和母亲回到了上海。小舅子的故事便暂时中止。

1966年冬季，市面上十分混乱，打乱了家里的正常生活，连春节假期都取消了，父亲更无资格回来度假。也就是在这种小心翼翼过日子的当口，小舅子却出现在我的家里。只见他那顶破旧帽子换成了军帽，臂膀上戴着红袖箍：“造反派”三个字分外醒目。

他见我们对他的到来有些诧异，便解释道：“你们一家都是好人，这次来上海，说什么都要抽出时间来看看你们。”

母亲自卑道：“可能对你会有麻烦——”

小舅子宽慰母亲：“你们是不晓得哦，老范（他没称呼范总工或范厂长，但称呼老范没把父亲推向对立面算很不错了），他不是走资派，最多算个技术权威；他群众关系好，你们放心，批斗管批斗，对老范只是文斗不会武斗的！”

母亲瞬间流下了眼泪，握住小舅子的手：“谢谢关心我们，谢谢……”

他转换正题说：“你们不晓得！这次是造反总部派我来上海取经的。上海的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组织已经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支持，文革小组领导都流下了眼泪，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还允许临时们的存在？这是分化工人阶级队伍，抹黑社会主义，对此现象应该坚决予以造反！上海市委和劳动局已经同意改善上海“三工”人员的6条主张。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晓得有多强大哦！”

他的夸夸其谈，让完全是局外人的我和母亲，听得一楞一楞的。几年不见，小舅子俨然成了一位革命家了！

母亲还是叮嘱小舅子：“你自己也要长个心眼，枪打出头鸟。”

小舅子听了笑起来，颇以为母亲见识短浅，他告诉我们：“你们是不会晓得的！福州的造反组织已经向全市三工人员发出号召：同是工人阶级，不能存在丝毫的岐视与不公，我们要求市有关部门落实我们的诉求：包括转正、晋级、加薪、福利，都要和正式工人一视同仁！谁不恢复我们工人阶级应有的待遇，我们就造反到底！”

母亲只得依从道：“那好那好，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到了饭点，留他吃饭，小舅子说是没时间了，然而嘴里还是滔滔不绝：“造反就是要解决我们的切身利益。要求给临时工们发放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工作服装、手套、鞋，还有毛巾、肥皂、套鞋，等等各种老保待遇。”对待自己应得的福利，说起来如同数来宝般地连贯。

临走，小舅子向我们扬扬手：“你们不晓得哦，刘少奇反动路线压制我们这么多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让我们抬起了头！”

我和母亲目送着小舅子下楼，看着他那扬头挺胸的背影，有点半信半疑：这场“史无前例”真正目的是揪党内走资派，这和小舅子这般的“下里巴人”群体，又有何干？

此后，一直没有见到过小舅子的身影。

1967年冬。原来父亲厂里的女职工雅秋回到上海休养，便来家里探望母亲。母亲不在，我接待了她。我知道她是因为武斗时受了枪伤，差点丢了性命，我想听听当时的情况。于是，她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厂里的造反派围攻坚守在车间里的保守派，保守派将庞大的车间从大门到铁窗，武装得像铁桶一般严严实实，不这样搞不行啊，造反派手里有枪，整天“乒乒乓乓”打枪，谁吃得消？

那是5月18日下午，大半天没听见枪声，我好奇地从木板门缝里向外张望，这叫是正中了头彩了，一颗子弹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就打中了我的胸膛。巨大的冲击力一下子将我击倒在地，我脑海里立马浮现我的孩子我的丈夫，然后就完全失去知觉。在医院里抢救了个把月，医生说：亏得没打中心脏，否则，当场就没命了。但在医院也住了小半年，因为，肺部有许多（木门）碎木屑需要一点点地清除。

活过来后，我懊悔极了，若是我一死，我的儿子没了妈妈，我的丈夫没了妻子，那不就家破人亡了啊！我们小八腊子一个，知道个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啊？傻乎乎的参加什么保皇派什么革命组织啊？全是拿命在瞎胡闹！

说到这里，她显然很是激动，泪水溢满了眼眶。

我和她沉默了好一阵子。

她的忏悔，让我联想起了年前见到“扬头挺胸”的小舅子，于是问她，她说：“小舅子可不是我们一个组织的，他连工人造反派都算不上。他们都是一些临时工，社会闲杂人员，那配参加工人革命组织？”

“小舅子现在怎么样？”

“我枪伤前他就被抓走了。”她见我吃惊，便详细地告诉我：“今年年初，上面突然发起反对经济主义歪风，把反对物质享受提高到粉碎资产阶级反对路线新反扑的高度。这一下子小舅子倒了大霉，他也算是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小头目，说他四处串联追求个人利益、带头抢了仓库里的劳保用品。虽说都是分给大家伙的，但责任都算在小舅子头上。听说是被押解到南平林场劳动改造去了。”不幸的小舅子，你误以为造反能提升自己地位，你想简单了。

作者在母校门口留影

1985年去福州，特地赶到福新路上的省安装公司，打听小舅子的下落。在传达室遇到一位老者，他告诉我：小舅子抓走以后，公司造反组织立马作出决定：将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造反派划归为无业游民、社会渣滓、不安定因素群体，应该从工人造反队伍中清除；而与小舅子并肩战斗的造反派小兄弟们，也对小舅子进行揭发批判反戈一击划清界线；小舅子临抓走之前还自辩道：我是反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我是拥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是为临时工们谋待遇争福利的！看热闹的人异常冷漠，没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他自辩得再响亮，顶啥用啊？

我问：“知道小舅子现在在哪儿？”

老者摇了摇头。

“他姐姐一家人呢？”

“前些年已经调到三明去了。”

我辗转要到了三明公司的联系电话，让劳资科带信给小舅子姐夫；劳资科后来告诉我：“小舅子离开南平农场后，就不知去向，也没和家人联系过。”

2011年再次去福州。照样赶到福新路上的省安装公司，这次却连个“老者”都找不到了，问其他人，除了摇头就是诧异：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还打听它何用？

自然，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

掐指算算：小舅子若是活着，应该在85岁上下。

那位雅秋用血的教训，得到了深刻的反省：造反也好保皇也罢，全是拿自己的性命在为他人作祭奠；小舅子是不是能像雅秋那样反省过呢？否则，稀里糊涂一辈子，那活得该有多亏啊！

可无人能够告诉我：小舅子，他是不是还活在人世间？

也许，平头百姓最不幸的，是活在了一个不理性的年代。于是，小舅子的有效年龄，一直留存在了60年前……（本文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插队落户于延边珲春，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从事过大学教师、企业管理等工作。出版了《白山黑水》、《走向光明》、《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纪实文学。

编辑配图：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