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央军嫌弃、被历史遗忘：黔军140师，一支草鞋部队的抗战史

前些年，我跟人聊起抗战，说起黔军，很多人都是一脸茫然。说起140师，更是摇头。

这不怪他们。历史这东西，从来都是胜利者写，强者写，有钱人写。贵州这个地方，山高水远，穷得叮当响，出来当兵的人，大多沉默寡言，打完仗就回家种地，不会写文章，不会喊冤，不会争功。所以，他们的事迹，就这么一点一点被风吹散了。可我今天偏要说说这支部队。不是因为他们的战功多么显赫，装备多么精良——恰恰相反，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后娘养的。而是因为，在1937年到1945年那八年里，这个师从师长到士兵，用自己的命，在抗战史上刻下了一个个血色的名字。

140师的前身，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队伍。1935年，蒋介石借着追剿红军的名义，把王家烈撸了，部队收编。当时的中央军将领看黔军，那眼神里写满了两个字——嫌弃。装备差，军服破，穿的草鞋，背的步枪还是老套筒。

可就是这帮人，在1938年的风陵渡，打出了第一场漂亮仗。

风陵渡，黄河上一个不起眼的渡口，距潼关只有七公里。潼关要是丢了，西安就悬了；西安要是丢了，重庆就危险了。这么个要命的地方，交给谁守？交给140师。

师长王文彦派了一个营渡河，摸到中条山去打游击。贵州人管晚上干活叫“摸夜螺蛳”，他们就真去摸了。带队的副团长王俊臣，带着人化装成老百姓，混进日军驻地侦察。天黑了，摸到鬼子驻地，手榴弹一通猛砸，刺刀见红，一个小时解决战斗，我军零阵亡，鬼子丢下五十多具尸体。这是140师出黔抗战的第一仗。打完就跑，跑到中条山的林子里，继续打游击。就这么一支被人瞧不起的“蛮子军”，愣是在中条山牵制了日军整整一个旅团。

可真正的硬仗，在台儿庄。

1938年4月，140师接到命令，增援禹王山。这时候的台儿庄战役已经打到白热化，日军板垣、矶谷两个师团精锐尽出，坦克开路，飞机轰炸，炮火连天。140师的阵地在望母山一带。日军的坦克冲上来，步兵跟在后面，炮火把阵地犁了一遍又一遍。第八三五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刘宗繁，眼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红了眼。他抓起集束手榴弹，带着三个兵跳出战壕，朝坦克爬去。一个被坦克甩下来，卷进履带，脑浆崩裂。两个被甩下来，同样被碾碎。刘宗繁爬到坦克底下，拉响了手榴弹。坦克炸了，他也没了。

战后，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在满洲见识了猴子军，今天算是领教了蛮子军的狠劲。”猴子军说的是滇军，爬坦克灵活。蛮子军，说的就是黔军，敢拿命去拼。第八三五团副团长王俊臣，中条山游击时就威震敌胆。这个人打仗不要命，每战必和士兵一起冲锋，端着步枪跟鬼子拼刺刀。台儿庄一战，他浑身是伤，血染征衣，活像个血人。刺死一个鬼子的时候，被另外三个鬼子的刺刀同时捅中，当场牺牲。他是140师抗战中阵亡的最高军衔军官。整个台儿庄战役，140师校尉军官阵亡三十多人，士兵伤亡近三千人。一个师，几乎打光了。

部队撤下来，到武汉整补。军政部从贵州补了三千多新兵，总算缓过一口气。

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武汉会战就开打了。这时候的140师，新兵多，老兵少，战斗力打了折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看不上这支部队，想把它解散了，把人补充到别的部队去。幸亏第十一兵团司令李延年说了句公道话：“140师是国军正规编制，我不主张撤掉。”这话说得硬气，可对140师的官兵来说，是个巨大的刺激。贵州人脾气犟，你说我不行，我偏要打个样给你看。

第八三五团在蒲圻赵李桥发现一股日军正在集结，团长张涛二话不说，带着全团就扑了上去。日军猝不及防，四散奔逃，死伤三百多人。李延年通令嘉奖，140师总算挣回了一点面子。可紧接着就出了岔子。第八三九团团长朱皋没守住关王庙，阵地丢了，副营长阵亡，还连累了友军军部遭袭。李延年大怒，要严办朱皋。这就是140师的真实处境——他们能打硬仗，能打胜仗，可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在派系林立的国军序列里，他们是没背景、没靠山、没资源的“三没部队”，全靠自己的命去挣尊严。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

这时候的140师，师长换成了李棠，贵州人。李棠这个人，心细，敢打，也敢拼。他把部队拆成营级突击队，日夜不停地袭扰日军据点，炸桥断路，割电线，搞得鬼子防不胜防。

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被140师缠住了，走不动，跑不掉，整整三天没有进展。师团长甘粕重太郎恼羞成怒，调来十几辆坦克，结果在太白瑕附近被炸了四辆，剩下的狼狈逃回。鬼子急了，放催泪瓦斯。可140师的老兵早就有防备，湿毛巾一捂，该打还打。鬼子又调来飞机轰炸，140师伤亡惨重，可就是死守不退。

最绝的是，140师的迫击炮营集中火力，把鬼子的辎重部队炸得人仰马翻，一百多匹驮马被炸死，物资丢了一地，鬼子兵丢下东西就往回跑。这一仗，140师缴获了大量战马、军刀、地图，还抓了七个俘虏。一个鬼子兵在日记里写了首诗：“长江之水往东流，中国河流水不朽；要使中国不抗日，除非长江水不流。”仗打了两三年，鬼子也厌战了。长沙会战结束，师长李棠得了二等宝鼎勋章，140师全师受到薛岳嘉奖，奖励五千大洋。可这些荣耀，是用命换来的。战后清点，140师又伤亡了一大片。

我为什么说140师艰辛？因为他们的艰辛，不只是战场上的血与火。

从1937年出黔抗战，到1945年抗战胜利，140师几乎打遍了正面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可胜利之后呢？这支以贵州子弟为主体的部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被遗忘。

他们没有出过名将，没有写过回忆录，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战史。那些活着回到家乡的士兵，放下枪，拿起锄头，再也不提当年的事。偶尔在酒桌上喝多了，才红着眼眶说起——某某连长怎么死的，某某排长怎么没的，说完了，抹把脸，继续喝酒。可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

抗战八年，贵州这个当时只有一千零六十万人口的穷省，征了六十七万多兵。平均每十二个贵州人里，就有一个上了战场。这些人大多补充到了中央军，而黔军自己的十一个师，几乎打光了一遍又一遍。140师的番号，如今已经没人记得了。可禹王山上的战壕还在，望母山上的弹坑还在，那些无名烈士的坟茔，还在荒山野岭里，默默地望着南方。那就是家乡的方向。

历史不能只记住胜利者，也要记住那些沉默的大多数。140师的故事，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故事——穷，但骨气硬；苦，但脊梁直；被人瞧不起，但关键时刻，能豁出命去。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草鞋兵，穿着最破烂的军装，扛着最落后的武器，去打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他们没有赢在装备上，没有赢在后勤上，他们赢在——不怕死。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