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国防部长张爱萍亲迎退伍警卫：知我身份何不找我

1987 年北京，国防部长张爱萍早早敞开大门，专程等候一位普通退伍警卫。

见面第一句满是 “责备”：“知道我是国防部长，怎么不来找我？”这话藏着 14 年牵挂，是将军对患难小兵的赤诚惦念。

位高不忘旧恩，功成仍念故人，这样的情谊谁不动容？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特殊历史时期。军队里，第一个倒下的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接着，矛头开始转向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批判他的理由，一条条列出来：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诬蔑大运动、反对毛主席。帽子一顶顶往上扣，大字报从总参贴到国防科委，从一楼贴到六楼，足足五万张。

然后是批斗，总参专门开会批他，连续二十天，还不够，又把他拉到总政、空军、海军各处，轮番上阵。

张爱萍这个人，向来不好惹。大运动前，他从大西北的核试验场刚回北京，开会传达批斗罗瑞卿的精神，轮到他表态，他张口就说：对中央决定没有异议，但就是看不惯那些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时拼命巴结，出了事就落井下石。

这话等于直接冲着代总长杨成武去的。这个人，就是这种脾气。他付出了代价。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张爱萍正式被捕。那天，办案人员进了他的家，用一块黑布蒙住他的眼睛，把人带走。从此，他消失了五年。

这五年，受到冲击、接受组织审查、卧床治疗、身处困境。左腿在某次单独洗澡时，因突然头晕栽倒在水泥地上，股骨颈粉碎性骨折，疼到死去活来，但接连三天，没有任何人过问。

直到周恩来亲自介入，他才被秘密送进解放军301医院，化名"张续"，在严密"监护"下接受治疗。

所谓监护，不是保护，是看管。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

1972年5月7日上午8时，一辆吉普车驶进北京卫戍区某部驻地。警卫班长赵保群被叫了出来。

领导开门见山：组织决定派你带五名战士，去301医院，监护一名特殊病人，代号"张续"。任务要求一条一条说清楚——不准与病人谈论政事，不准让他与外界接触，家属探视要全程陪同监听，所有谈话内容必须记录在案，病人生活，不得给予任何照顾和方便。

最后一条，赵保群听进去了，但他没打算照办。

赵保群二十岁入伍，在卫戍区当兵，做事认真，是被组织当作可靠的人选出来的。他赶到301医院外科六病室，推开病房的门，看见了病床上的"张续"。

头发零乱，胡子拉碴，面色蜡黄，全身浮肿，穿一件破棉袄，气息奄奄。主治医生说，病人刚做完接骨手术，创面缝了二十一针，现在做牵引复位，每次复位时，他痛得大汗淋漓，面部肌肉抽搐，咬破嘴唇，一声不吭。

赵保群看着这个人，心里动了。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他知道，一个人能在这种程度的痛苦里不开口求饶，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他开始偷偷帮这个老人做事。

组织说不许照顾病人的生活，他装作没听见。对方坐不起来吃饭，他就拿着勺子，一勺一勺把饭送到嘴边。老人身上出汗，他用温水擦洗。

大小便失禁，他拿便盆在床上接。脚肿、背痛，他学着做热敷和按摩。他听医生说吃茄子有助于骨头愈合，就跑去菜市场买茄子。他知道这些事一旦被发现，不止是挨处分，很可能影响整个政治前途。但他还是做了。

家属来探视时，他主动给他们把风，让他们能多说几句，让老人在精神上少些孤苦。两个人，就在这种小心翼翼的默契里，渐渐建立了信任。然后，最险的那一夜来了。

那是入秋之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赵保群正在地下室休息，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响起。

他跑进病房，看见"张续"正在乱挥双手，神志不清，瞳孔散大如黄豆瓣，陷入昏迷。战士们汇报了经过：晚饭后，医生送来煎好的中药，老人喝完半小时，开始抽筋，接着呕吐，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赵保群吓出一身冷汗。他连忙给连队打电话请求抢救，没人接。他当机立断，留下四名战士守在病床边，自己一路狂跑，奔向一公里外主治医生的家，把人拖回来。

经过两天两夜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睁开了眼睛。

事后，用药后出现异常，经紧急救治脱险。院方解释说是从上层药屉漏下来的，赵保群不信，追着要查清楚，"张续"把他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已经为我付出太多，这件事，你查不清的。自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这句话，让赵保群第一次意识到，病床上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老干部。

1972年11月6日下午，专案组正式通知赵保群：监护任务完成，当天下午三时前必须离开301医院，不得再与病人有任何接触。撤离前，专案组顺口告诉他：你监护了六个月的这个人，叫张爱萍。

张爱萍。赵保群站在那里，一时没有说话。

张爱萍的名字，在1972年12月9日正式恢复使用。他重新成为张爱萍，而不是那个躺在301医院病床上的"张续"。

1975年3月，邓小平复出，点名要张爱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他重新站了出来，用了不到两年，把被大运动打乱的国防科技体系重新拉回正轨。1982年，他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队建设改革。从被捕到重掌权柄，他用了将近十年。

但他心里有一块地方，始终空着。

他记得那个警卫班长。记得那双眼睛，机智、明亮，年轻人特有的朴实和憨厚。他反复去卫戍区打听，得到的答复始终一样：该团已经解散，编入武警序列，赵保群早已退伍，下落不明。

他只记得赵保群是江苏海安、如皋一带人。就这一条线索。

1974年，他因治病途经南京，专程找到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老部下吴邦义，托他帮忙打听。

吴邦义认真，写信、打电话，动用了不少关系，但人海茫茫，一个退伍士兵，没有档案，没有联系方式，怎么找。一找，就是十几年。

张爱萍一边做着国防部长，一边记挂着这件事。他对妻子李又兰说过不止一次：一定要找到保群，他是个好同志。这话说得很轻，但执行起来，是实实在在的寻找。

1986年春节，张爱萍坐在饭桌前，桌上有酒，有菜，家人齐全，但他吃不下去。他想到了赵保群，想到那个当年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年轻人，如今在哪，过得怎么样。他让李又兰当场给吴邦义打电话：无论如何，这次一定要找到他。

吴邦义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正月里就驱车出发，跑遍如皋、泰州、海安，联系当地广播站发出寻人启事。

正月初五，海安县广播站打来电话：找到了。就在角斜镇五坊村。这个人，一直在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默默生活着。

赵保群翻到第三本时，停了下来，手指着其中一张，又惊又喜。他认出来了。

1986年5月19日，李又兰写了一封信，寄到了海安角斜镇五坊村。信里附着一张100元的汇款单，信中写道：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现通过南京吴邦义找到了你，我们很高兴。

你不丧权势，不随波逐流，精心照顾……难能可贵。现寄去100元钱，给你年迈的双亲及孩子买点东西，微微心意，请笑纳。赵保群捧着这封信，手在抖。

他退伍回乡后，在供销社做过临时工，在砖瓦厂挑过砖，脚板跑破，肩膀挑肿，日子过得紧巴。但他从没有想过去找张爱萍。他在广播里听到张爱萍当了国防部长，特意省吃俭用买了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为的是能看到将军的样子。他想的不是求人，是看看他还好不好。

这100元，他转赠给了五坊小学。张爱萍得知这件事，提笔写了一幅字："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赠给保群同志留念。

李又兰随后又买了七十六本书，包括《怀念周总理》《星火燎原》《闪闪的红星》，委托赵保群转赠给五坊小学的孩子们。两个相隔千里的人，用这种方式在来回传递着什么。

1986年冬，张爱萍得知赵保群的妻子生病住院，当即汇去400元，并说好每月再寄50元生活费。赵保群收到钱，心里忐忑，把400元转赠给了当地敬老院。拒绝被帮助，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当年做的那些事，值得被这样对待。

1987年11月13日，张爱萍发出邀请，请赵保群夫妇来北京做客。这一年，张爱萍刚刚离休，卸下国防部长的职务，年届七十七岁。

那天早晨，他早早起床，坐在那里等。上午7时30分，警卫员进来汇报：保群同志到了。张爱萍的声音里带着颤抖，他说：请保群同志进来。门开了。

两个人站在彼此面前。上一次见面，是1972年的冬天，一个在病床上，一个站在床边，窗外是北京的寒风，头顶是那个年代压得喘不过气的政治气候。一别十五年，什么都变了，什么也没变。

那顿饭，张爱萍把儿子、儿媳都喊了回来，一家人围着桌子，专门为赵保群摆了一席。将军给他夹菜、敬酒，两个人聊了很久，聊那段日子，聊退伍后的生活，聊这十几年各自的来路。

赵保群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在张爱萍秘书的陪同下，他登上了天安门，瞻仰了毛主席遗容，逛了很多地方。离别那天，张爱萍把一只用炮弹壳精心制作的和平鸽递到他手里，说请他转赠给五坊小学的孩子们。

汽车启动，缓缓向前。赵保群从车窗回头看，张爱萍和李又兰还站在原地，两个老人在风里，不停地挥手。汽车走了很远，他们还在挥。

此后，赵保群陆续十六次进京探望老首长。每一次，张爱萍都嘘寒问暖，问地方上的情况，问普通百姓过得怎样。

1988年，赵保群在当地政府和党委的帮助下，进入海安角斜工商所工作。他被选为江苏省和南通市人大代表，三次荣获三等功，被评为"十佳标兵""十佳优秀共产党员"。

2000年，张爱萍九十岁寿辰，赵保群再次应邀赴京。宴席上，国防部长迟浩田亲自接见了他，握着他的手说：为了保护老首长，你作出了巨大牺牲，我向你致敬。

这一年，张爱萍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但他还记得，记得每一个细节，记得那180天里的每一个夜晚。

2003年7月5日，20时35分，张爱萍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三岁。

噩耗传到五坊村，赵保群接到电话，愣了很久，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反复问，然后收到了张爱萍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寄来的书面通知，才真的信了。他擦了把脸，买了最近一班去北京的火车票。他要亲自送老首长最后一程。

7月12日上午，张爱萍将军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翠柏、鲜花，安详的遗容，送别的人群。赵保群站在队列里，泣不成声。

三十年前，他在一间北向的病房里，守着一个化名"张续"的老人，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这个人需要帮助。三十年后，他站在八宝山的告别厅里，送走了那个他守护过的人。

中间这三十年，是两封信、一百元、四百元、十六次进京，是炮弹壳做的和平鸽，是七十六本红色书籍，是一幅"两袖清风"的题字。

也是那个最普通的念头——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另一个人没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