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我没有第一时间看手机。
先把冰箱里过期的酸奶扔掉,洗了堆在水池里两天的碗,把阳台上那盆快死的绿萝浇了水。
然后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
出租屋不大,五十八平,一室一厅。我妈大概以为我住的是两室一厅——她从来没来過,她觉得在省城工作的大儿子怎么也得住个两室一厅。
事实上,这套一室一厅的月租要三千二。
我在这家汽车集团工作了四年,从管培生做到了区域运营经理。不算多出色,但胜在稳扎稳打,每个季度的绩效排名从没掉出过前三。年薪税后三十多万,在这座城市不算顶尖,够活,但积蓄一直攒不下来。
原因很简单——十年来,家里那个叫裴珩的提款机从来没有停机过。
瑞瑞的创业基金,祥祥的大学学费,我爸的心脏支架手术费,我妈的新手机新冰箱新洗衣机——对了,去年过年她说洗衣机坏了,我网购了一台寄回去,后来听亲戚说那台洗衣机被搬到了瑞瑞的新房子里。
我当时问了一句,我妈在电话里骂了我十分钟,主旨是你跟你亲弟弟计较这些你还是不是人。
我没再问过。
手机亮了。
不是我妈的微信——是我爸的。
裴国栋这辈子给我发过的微信不超过二十条,每一条都是有事才发。
他发了一条语音:
你妈说你不让她来?你什么意思?
语音时长十二秒。声音沉闷,带着一股子长期抽八块钱一包烟的沙哑。没有问候,没有铺垫,上来就质问。
永远是这样。
我点开文字转写,没回语音。打了一行字发过去:
工作调动,下月去外地,可能一年。
外地两个字我用得很巧妙。不是撒谎,巴黎确实是外地——非常外的那种。
我爸没追问是哪个外地。
他回了一条:
你妈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你弟弟们各有各的事。
我看完这条消息,把手机锁屏。
扔在茶几上。
各有各的事。
裴瑞的事是拿着家里出的本钱开了三家店,关了三家,最新的那家烧烤摊还欠着房东两个月房租。裴祥的事是大学读了五年没拿到毕业证,窝在家里打游戏,上个月刚充了六千块钱的手游皮肤。
六千块。
而我去年过年给我妈转了两万块红包,她嫌少——你瑞瑞弟弟给了三万。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万是瑞瑞从我五年前借给他的创业基金里抽出来的。
本金八万,他一分没还。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个漏过水留下的黄色水渍。
形状像一只手,摊开的,五指分开,像在说——算了吧。
我确实算了。
算了二十八年了。
但这一次,四套拆迁房,一致通过,全场鼓掌,唯独裴珩这个名字,连被提名的资格都没有。
我打开手机,给季舟发了条消息:
签证材料要什么?我明天就开始办。
他秒回:
好家伙,你是真要跑路啊?
不叫跑路。我打字,叫——战略性转移。
行行行,战略性转移,他发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包,底下配的字是天亮了,明天我帮你问HR。
我把手机放下。
窗外夜色很深,马路上偶尔有车经过,车灯扫过窗帘,一晃一晃的。
我拿出一个行李箱,拉开客厅的柜子。
开始收拾东西。
这间住了两年半的出租屋里,属于我的东西不多,大部分都是公司发的——工牌、笔记本电脑、几本行业报告。私人物品一共装了半个行李箱:几件衣服,一个剃须刀,一双跑鞋,一个保温杯。
二十八年。
半个行李箱。
轻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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