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线上股东大会“技术故障”背后，德国汽车产业调整开始浮现矛盾

【文/观察者网 张家栋 编辑/高莘】

当地时间5月13日，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宝马集团年度股东大会因频繁的网络中断和技术故障陷入尴尬。多位股东代表在发言过程中突然掉线，会议被迫数次中断，宝马甚至一度播放了超过半小时的等待音乐。

而这场原本围绕公司战略、盈利能力以及未来技术路线的讨论，也因此被笼罩上一层火药味。

最先引发不满的，并不是业绩，而是宝马坚持继续采用线上股东大会形式。

德国股东协会DSW副主席丹妮拉·贝格多尔特（Daniela Bergdolt）在发言时直言，宝马此前曾承诺，在涉及重大决策时恢复线下股东大会，而今年不仅涉及取消无投票权优先股，还包括CEO交接，却依然选择线上形式。她在网络恢复后讽刺道：“如果是线下股东大会，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Union Investment投资组合经理扬内·韦宁（Janne Werning）也表示，当天的混乱恰恰证明了线下会议的重要性。

随后，小股东马蒂亚斯·盖布勒（Matthias Gaebler）在发言时又数次因技术故障被迫重来。他批评宝马“让所有人听了半小时等待音乐”，甚至要求宝马或技术服务商向慕尼黑社会公益机构进行捐款作为“间接赔偿”。

德国批评性股东联合会负责人马克斯·杜夫纳（Markus Dufner）则更为激烈。他表示，这场股东大会由于组织问题“已经接近违规”，并暗示不排除后续采取法律行动。

但比起技术故障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宝马董事长和管理层新老交替之际，这场股东大会所反映出的，并不是单一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宝马内部乃至整个德国汽车产业，对于未来路径选择的分歧与焦虑。

齐普策与新世代车型

当天，执掌宝马近七年的齐普策（Oliver Zipse）正式将集团董事长职位交给现任生产董事聂科维（Milan Nedeljković）。这不仅意味着宝马核心管理层进入新阶段，也恰逢全球汽车产业从“电动化竞赛”逐步转向“盈利能力、软件能力与全球适应性”综合竞争的关键节点。

从股东大会上的声音来看，宝马当前面对的争议，并不只针对某一位管理者的问题，而是直指当前宝马公司的战略。

包含聂科维在内，一部分投资者仍然认可此前齐普策带领下的宝马近年来相对稳健的路线。

其理由是，与大众、奔驰等德国同行相比，宝马没有在德国进行大规模裁员，也没有彻底押注单一路线，而是始终强调“技术开放性”（Technologieoffenheit）。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放缓、欧洲市场需求波动加剧的背景下，这种策略如今正在被重新审视。

今年北京车展期间，齐普策曾就“技术开放”战略对观察者网表示，“在我们的展台上，你会看到搭载中国电池的电动车，也会看到V8内燃机、混合动力，甚至氢燃料电池车型。”

宝马新世代iX3

在齐普策看来，这并非“不彻底的转型”，而是一种全球化企业的现实选择。

“宝马服务全球140个市场，每个市场的法规、基础设施和用户需求各不相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你的产品能否适应全球不同市场的需求。”

他强调，宝马“新世代”架构的设计初衷就是灵活性。“如果纯电动车型需求有所回落，我们可以用其他动力系统做出响应。”

在当前全球汽车产业环境下，这种逻辑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过去几年里，不少传统车企曾将“全面电动化”视为唯一方向，但随着欧洲补贴退坡、美国政策反复，以及全球部分市场电动车需求增速放缓，押注单一路线的风险也逐渐显现。相比之下，宝马的多路径布局，至少在商业层面提供了更强的风险对冲能力。

但另一方面，股东大会上的另一类声音同样尖锐。

投资者担忧的核心，并不只是“技术路线是否正确”，而是宝马是否正在失去新阶段竞争中的关键能力。

今年第一季度，宝马营业利润率降至5%，明显低于此前8%至10%的目标区间；中国市场销量也出现明显下滑。在软件定义汽车、AI能力、本土化研发逐渐成为行业竞争核心后，一部分投资者认为，宝马当前最大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动力形式，而是软件能力与中国市场适应能力。

有股东代表直接提出，宝马未来的新世代车型，要么需要成为软件领域的行业标杆，要么就必须像大众一样，推出更深度本土化的“中国车型”。

与此同时，也有人批评宝马正在压缩研发与投资支出。“把宝马省成富豪，最终会把宝马省垮。”这一表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国资本市场对传统汽车企业的普遍焦虑：当行业进入技术重构周期，仅靠稳健经营已经不足以建立未来优势。

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技术开放”的争议，本身也正在出现分化。

支持者认为，这代表着宝马对全球市场复杂性的现实判断；但反对者则认为，过多动力路线并行，会增加企业复杂度，分散资源，并削弱软件、电动化等关键领域的集中投入。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竞争节奏明显加快后，这种矛盾被进一步放大。对于越来越依赖智能化体验的中国消费者而言，软件能力、AI生态以及本土化速度，正在成为新的竞争门槛。

这种争论也意味着，宝马最新股东大会真正折射出的，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管理层”站队争论，反而更像是德国汽车工业在转型深水区的一次集体缩影：一边是对传统制造优势、全球化经验以及技术开放路线的坚持；另一边，则是面对中国智能电动车快速崛起时，对软件能力、组织效率以及未来增长空间的重新焦虑。

当然，这些压力都将被赋予即将接棒的新任宝马董事长，面对韦宁提出的“聂科维需要在已被证明的制造能力之外，进一步补强软件能力”的质疑，后者所要展现的，远不止延续宝马过去的成功路径。

如何在“技术开放”与“资源聚焦”之间找到平衡？又要如何在保持全球化能力的同时，提升软件与中国市场竞争力？或许才是宝马下一阶段真正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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