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持美债近半，巴菲特囤现万亿！资本为何逃离美元资产？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100.2%。上次出现这个数字是1946年，但两次情况不太一样。1946年的106%来自二战融资，战后美国国防开支迅速回落，债务率在十年内降至一半以下。今年的100.2%来自和平时期美国两党在税收、医保、社保上长达二十年的僵持，没有任何外部冲击可以解释这个数字，也没有任何战后红利可以消化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比率到2030年升至108%，2036年升至120%。

债务率80年来首次突破GDP的直接后果是联邦财政运行空间的减小。美国年化利息支出达到1.2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国防预算。联邦政府每收一美元税，二十六美分用于支付利息，剩下的七十四美分才可用于国防、基建、社保及其他所有项目。资金被利息吞噬后，美国任何新增支出只能通过削减项目、增税、或者继续举债来实现。

三条路在政治上都有强大的阻力。削减社保触及美国选民基本盘，削减国防触及全球部署能力，增税触及两党重要选区的经济利益。参议院2026财年预算决议中没有包含赤字解决方案。白宫提出的2027财年预算方案要求国防开支增加40%，监管机构预计这将使未来十年债务再增约7万亿美元。美国行政与立法在财政方向上已经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

这个分歧的原因在于美国财政问题的内部特性。福利支出因人口老龄化自动增长，国防开支因全球竞争被动上升，税收政策长期偏向减税而非增收。三个方向各自拥有坚实的政治联盟。债务率上升不是美国某一届政府决策失误的结果，源于美国整个政治体系在分配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国财政同时具备支出刚性、收入弹性不足、融资成本上升时，其可持续运行高度依赖国际资本以低成本持续流入。这个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变化首先体现在外国官方持有人的行为上。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2026年4月降至6826亿美元，较2013年峰值减少近一半。日本、沙特等主要官方持有人的持仓同样处于长期下降。外汇储备中信用资产占比下降、实物资产占比上升，表明主权资本正在重新定义安全资产的边界。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方通过增持美债参与国际协调。当时的前提是中美经济高度互补，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稳定符合中国出口部门的利益。这个前提已被贸易摩擦、技术限制、投资审查、地缘竞争的连续累积所取代。双方经济关系中的互补性被人为安全操作削弱。中方减持美债并非对短期利率走势的交易性判断，而在于对长期资产配置的调整。连续增持黄金、扩大本币结算、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动作体现的是降低对单一主权信用资产的依赖。

外国官方持有人的撤退正在改变美国国债市场的需求。约70%的美国国债由国内持有，但剩下的30%外国持有部分中，官方机构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私人投资者。官方持有人对收益率相对不敏感，对安全和流动性高度敏感。这类资金减少风险暴露后，市场对利率的敏感度上升，融资成本波动性加大。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5月初重返5%，这反映的是需求的改变。

主权信用资产的“无风险”正在被重新评估。美元资产曾是全球公认的安全资产，这个地位建立在三个基础上：美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深度、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中的垄断份额、美国作为国际规则主要制定者的身份。当前，三个基础都在遭受缓慢侵蚀。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海外资产被冻结的先例，已经是所有投资避险者无法忽视的。

伯克希尔·哈撒韦2026年第一季度现金储备达到3973.8亿美元，连续十四个季度净卖出股票。市场普遍将这种规模的现金囤积理解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御。区分两种风险有助于理解这个动作。周期性风险对应经济衰退、利率波动、企业盈利变化，可以通过行业分散和估值调整来管理。结构性风险对应国际规则变化、主权信用定价重置、资产安保成本上升，这类风险没有分散工具，唯一的管理方式是提高现金类资产占比。

李嘉诚家族同期完成英国电讯业务股权出售，2020年以来累计套现超过3500亿港元，交易覆盖电讯、电网、港口、铁路租赁等多个领域。长和系对外释放的投资标准是“尊重合约精神、有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投资者的国家”。这个标准的主要含义是：资产安全不再由市场规则单方面保障，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资产所在国的阵营属性和地缘关系。2026年初巴拿马政府终止了长和旗下子公司运营近三十年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特许经营权，长和系发起不低于20亿美元索赔的法律程序。无论法律程序结果如何，契约的可执行性正被地缘政治环境侵蚀这一趋势已经确立。

对比两笔资本的撤离，伯克希尔看到的是资产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叠加财政不可持续，长和系看到的是地缘局势影响传统资产的安全。两种判断依据得出同样的结论：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已经低于持有风险资产可能带来的损失。

债务问题正在从经济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持有美国国债意味着将部分国家储备置于美国政策决策的影响范围之内。对于与美国存在地缘分歧或潜在冲突的国家来说，这个风险不再是理论上的。黄金需求上升、本币结算协议增加、区域金融安排强化，这些现象不是个别国家的策略调整，源于多国在同一风险下的分散反应。

美国债务率突破GDP对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体现在行动能力上。2026年约有9.2至10万亿美元国债到期需要续发，全年还需新增约2万亿美元债务。在利率维持高位、外国官方需求减弱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的融资成本持续上升。这直接制约了美国在海外进行军事部署和投入的灵活性。下一次经济下行或地缘危机来临时，联邦政府可动用的财政工具将远少于2008年或2020年。债务率约40%时可以进行大规模财政刺激，债务率超过100%时同一力度的操作将面临完全不同的融资条件和市场反应。

对盟友体系来说，美国债务问题的外溢效应正在改变联盟内部的成本分担。美国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的同时，自身的财政空间却在变小。北约成员国在2025年至2026年间持续增加国防预算，部分原因是预期美国可能无法维持原有的承诺水平。这并不表示联盟瓦解，它所反映的是联盟内部权力和责任分配的渐进调整。

中美战略关系已经完成从“合作中竞争”向“竞争中管理风险”的转型。2008年至2016年间，中美在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存在现实基础，经贸领域的深度捆绑使得“维护美国金融稳定有利于中国出口”成为一个有现实经济基础的判断。当前的情况是：美国对华政策已形成跨党派共识，技术封锁、投资审查、关税工具被用于战略竞争；中国在外交和储备管理上逐步建立风险隔离机制。中方减持美债、分散储备，并非为了打击美元体系，而在于降低自身在美国单边行动中的所受影响。这属于风险管理行为，不属于对抗姿态。

至于全球资本的重新定位，这个过程将以何种速度、在多大规模上推进，取决于主要大国能否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应该会以融资成本缓慢抬升、政策空间持续变小、盟友体系重新调整的方式展开。在此之前，现金、黄金、可自主控制的实物资产，将成为各方共同的偏好选择。而中美资本撤离并不会结束，它反映的是资本流动上更深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