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趋势：中国留学目的地第四，55%岗位要求雅思成绩

郭甦菲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并不缺少选项。

41分的IB成绩（国际预科证书课程，满分45分）、手握多封世界名校录取通知，都是典型的“标准留学路径”。但她最终选择的，却是留在中国内地，就读宁波诺丁汉大学。

“国际化不只是向海外走，更是向内地看。”郭甦菲对界面新闻表示。

另一边，李瑞阳的选择，同样偏离了很多人对“国际教育”的惯性想象。

本科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后，他希望在研究生阶段完成一次跨学科转型。“我一直想把社科思维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说。

申请季中，他也先后收到了多家海外高校的录取通知。但最终，他选择进入宁波诺丁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项目，该项目专门为非计算机背景学生设计了衔接课程，帮助学生从编程、数据库、软件开发等基础能力开始建立知识体系。

“不用一上来就和科班出身的学生‘硬碰硬’。”李瑞阳表示，相比传统一年制海外硕士，他更看重宁诺“1年授课+1年科研”的培养结构。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自己有更多时间积累科研与实践经验，而不是被压缩在高度密集的学业节奏中。

两个原本都可以“直接出国”的学生，最终都选择了“留在本土”。而这种变化，正在成为中国国际教育领域越来越明显的新趋势——“在地国际化”。

“在地国际化”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如今它正在被越来越频繁地讨论。

“中英两国间的合作办学项目，其实早在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游卓然对界面新闻表示，只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将国际化纳入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相关政策开始持续加码，包括简化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程序、扩容优质项目等。

一系列政策推动之下，“在地国际化”逐渐演变为中国国际教育一种流行的新形态。

在游卓然看来，所谓“在地国际化”，核心是“让学生在本土教育体系中，完整获得国际化教育的核心价值”。

“它不是短效的跨境教育补充，而是一种扎根本土、长期发展的国际教育模式。”游卓然说。

但如今，这种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

游卓然认为，传统留学与“在地国际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底层逻辑不同。

“它覆盖的人群更广，也让国际教育变得更可负担、更有确定性。”她说。

如果说郭甦菲和李瑞阳的选择还属于个体样本，那么宏观数据已经显示出趋势的变化。

这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在本土接受国际教育”本身，正在成为主流选项之一。

变化背后，一方面是需求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供给端扩张。

上述雅思调研显示，超过55%的职场人士，在求职或晋升中需要提供雅思成绩，越来越多国内高校，将雅思作为综合评价指标。这意味着，国际化能力正在“去留学标签化”，成为一种通用竞争力。

驱动需求侧变化的，是更深层的决策逻辑转变。游卓然将其总结为三个关键词：确定性、性价比与能力导向。

首先是确定性。

近年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传统留学路径的风险被重新评估。从签证政策到地缘政治，从疫情冲击到就业环境，家庭在做教育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可控性更高的路径。

“在地国际化”提供了一种折中方案——学生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完成国际化教育，同时保留未来出国的可能性。

成本，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因素。

传统留学往往意味着高昂的学费与生活费用，而“在地国际化”通过本土化办学，大幅降低了整体成本，使更多家庭能够负担。

第三，也是更本质的一点，是能力导向，国际教育的核心价值，正在从“经历”转向“能力”。

李瑞阳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他不仅完成了跨学科转型，还通过项目式学习，培养了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等实际能力。这种能力与未来就业直接相关。而在传统留学体系中，这种能力未必总是核心评价指标。

供给端的扩张，使得“在地国际化”从小众路径走向规模化。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达 1467个，其中中英合作项目262个。政策层面也在持续放开审批、鼓励高水平合作。

如果说“在地国际化”解决的是“要不要”的问题，那么更关键的，是“如何做”。

作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运行二十余年。作为这一模式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其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课程体系、质量控制与本土适配。

首先是课程与教学。

学校坚持引入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质课程体系，包括小班讨论、导师制等核心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学生参与、批判性思维与项目式学习，与传统应试教育形成明显差异。

但在具体执行中，会进行适度本土化调整。

比如，中国学生普遍课堂主动发言意愿较弱，因此学校会将“个人发言”调整为“小组讨论后统一陈述”，以提升参与度。又比如，在商科、传播等课程中，会加入大量中国本土案例。

“我们始终以一流国际教育标准为根本，但会在教学方法上做适配。”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这种“标准不变、方法调整”的逻辑，也成为很多中外合作项目共同的路径。

不过，伴随“在地国际化”快速扩张，最常见的质疑之一是：这种模式是否会流于形式？

在教学模式上，目前多数中外合作项目采用的并非传统的大规模应试教学，而是更接近英式教育体系中的项目制学习（Project Work）。相比标准化考试，这类课程更强调过程性评价与综合能力培养。

游卓然提到，在实际教学中，学生会更多参与小组协作、课题研究、案例分析等任务，重点培养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沟通表达等能力。“它减少了应试性的考试，更强调实践、探究和软性能力培养，这和传统应试教育有本质区别。”

尽管发展迅速，“在地国际化”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其中最突出的，是师资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需保证至少三分之一外方师资。这意味着高校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师，同时培养本土教师的国际化教学能力。

游卓然向界面新闻提到，目前行业正在通过师资培训、数字化资源等方式，缓解这一问题，但短期内仍是核心瓶颈之一。

其次是认知偏差。

对此，多位受访人普遍回应是：当前监管体系已经较为严格，从课程、师资到评估均有明确标准，能够保障教育质量。

第三是路径认同。

在长期以来的社会认知中，“出国留学”仍然被视为更具含金量的路径。“在地国际化”需要时间建立自己的声誉体系，包括毕业生就业表现、学术成果等。

据沈伟其介绍，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比例仍然较高，但这一比例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国内办学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学生开始意识到，“不出国也能获得国际教育”。

整体来看，不少行业观察者认为，“在地国际化”正在从一种补充性选择，逐渐变成国际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相信，‘在地国际化’一定会成为中国国际教育的三大核心路径之一，与出国留学、线上国际教育并行。”游卓然表示。

谈及未来五年这一模式的发展趋势，游卓然称，这甚至不是“未来五年”的问题，“早在近30年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都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多样化国际化教育路径。”

如今被频繁讨论，本质上是这一模式在新阶段的进一步扩容与深化。随着政策、需求与实践三方面逐渐成熟，它正在形成更加稳定的发展逻辑。

这一模式也正在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区扩展。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除西藏外，中国大陆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布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而随着数字化教学资源普及，中西部地区学生获得国际教育资源的机会也在增加。

技术变化同样在重塑这一领域。AI与大数据正在推动国际化教育从规模化供给走向个性化支持。包括AI英语测评、在线模考、数字化学习平台等工具，正在被越来越多学校引入教学体系之中。

游卓然认为，国际化教育的下一阶段，核心将不再只是“出国”本身，而是能力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连接。“国际化教育会进一步和就业、产业融合，实现教育和职业能力的衔接。”

当“是否出国”不再是国际化的唯一答案时，中国国际教育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多元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