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外法权，收回来了！”——医生陆士谔的百年法治梦

壹

2009年11月12日，上海。第七届上海世博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面对来自全球的嘉宾，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191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虚构了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

台下有人好奇：这个陆士谔是谁？

他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陌生。但这位来自上海青浦的小说家，在1910年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份里，凭着两斤花雕的酒意和半辈子行医、写文的积攒，做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白日梦”。

在那个梦里，他不仅看到了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浦江上架起钢铁大桥、地下开出飞驰的电车，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件更“要命”的事——治外法权，收回来了。

贰

翻开《新中国》这篇小说，开篇的情节颇有趣味。主人公陆云翔（即作品中的化名，一般认为代表作者本人）做了一个梦，和妻子李友琴出门逛街。他最先注意到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车水马龙，而是：

“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一个都不见，就是华捕，也都换了服式，都穿着中国警察号衣。”

这让他大为惊讶。因为在1910年的上海街头，“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是殖民统治最扎眼的符号。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头：

“两个外国人劈面走来……那外国人倒很谦和，见我让他，他也往左边让我，并不似从前，掉头不顾，一味的横冲直撞了。”

妻子笑着解释：“现在，治外法权已经收回，外国人侨寓在吾国的，一例遵守吾国的法律，听从吾国官吏的约束。凡有华洋交涉案件，都由吾国官吏审问……那租界的名目，也早消除长久了。”

陆云翔听后更糊涂了：“领事裁判权几时废掉的？租界几时收回的？怎么我一些儿没有知道？”

妻子笑道：“这事已行了三十多年，怎么说一点子没有知道？”

随后他拿起报纸一看：宣统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西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号。

原来，他梦见的，是四十一年后的中国——1951年。《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之中国》，所设想的正是主人公“穿越”至1951年的所见所闻。

叁

陆士谔为何在梦中最先关注“治外法权”？因为这东西，是近代中国最深的伤痕之一。

所谓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通俗地讲就是：外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的法庭无权审判，只能交由该国的领事，按其本国法律处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上海租界里，一个英国人杀了中国人，中国法官连审问的权力都没有。

这种制度的落地形态，就是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

1869年，会审公廨在上海正式成立。表面上是“会审”——中外官员一起审案，实际上权力一步步被外国人蚕食。起初是“华主洋辅”，纯华人案件由华官主持；到后来，但凡案件涉及洋人，领事官员必定到场“会审”。更过分的是，辛亥革命期间，列强趁清政府自顾不暇，直接非法接管了会审公廨，中国谳员纷纷挟款逃匿，外国领事乘机颁布《公廨临时办法八条》，规定中国会审官须经领事团委任，会审公廨完全落入租界之手。

最能体现这种屈辱的，是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当时，中国官员遗孀黎黄氏带着已故丈夫的灵柩和15名婢女途经上海，甫抵码头，就被工部局巡捕房以“拐骗人口罪”拘捕。会审时，中方会审官认为证据不足，应让黎黄氏暂且待在公廨女所候讯，英国陪审官德为门则坚持关押西牢，双方在堂上针锋相对。德为门蔑视中国公堂，将黎黄氏等强抢押入西牢，引发上海市民大规模抗议，最终酿成严重冲突。此后，挑起事端的英国副使德为门并未被撤换，打伤中国官员的英方捕头也不予惩罚，清廷反而以上海道台袁树勋个人名义赔偿英国白银5万两。这件事之后不了了之，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在此案中尽显无遗。

这就是陆士谔生活的时代。他在上海行医、写作，每天看到的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中国人被自己的官府审判，还要看外国领事的脸色。

作为医生，他把这个国家看得透彻：病根不在别处，就在“法”上——一个连自己土地上的案子都审不了的国家，谈何尊严？

肆

陆士谔不仅是小说家，更是一位儒医。早年师从名医唐纯斋学医，1905年起在上海行医并行小说创作，曾获“上海十大名医”称号。

或许正是这种“医者”的眼光，让他对国家的“病”有着独特的诊断。

在他的小说《新中国》里，他借医学专家苏汉民之口，提出了一种叫“医心药”的东西：使无良心者变成有良心，坏良心者变成好良心，疑心变成决心，怯心变成勇心，刻毒心变成仁厚心，嫉妒心变成好胜心。

这不是文学性的比喻。在陆士谔看来，一个被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压得抬不起头的民族，首先要治的，是“心”——是自信，是尊严，是敢于说“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勇气。

所以，他的梦境里，外国巡捕消失了，洋人变得谦和了，中国法庭终于可以独立审案了。这些场景，看似是法律制度的改变，实则是国民心态的释放——从“见洋人就让”到“平等相待”，这中间隔着的，正是“法权自主”这四个字。

伍

陆士谔在小说结尾，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对话：

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

丈夫答：“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我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

1910年的陆士谔，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凭证”，要等多久才能兑现。他从1878年活到1944年，见证了清朝覆灭、民国建立、抗日战争，但终究没有等到他梦中的“宣统四十三年”——1951年。那一年，新中国已经成立，他梦寐以求的“治外法权收回”，早已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告，变成了现实。

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更惊讶。

今天，我们早已不需要“收回”治外法权——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法律，完完全全由中国人自己制定、自己执行、自己维护。但今天的中国法治，已经走得更远。

2025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经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作为《反外国制裁法》的配套细则，该规定聚焦操作层面的机制建设，构建了“精准打击+法治平衡”的反制体系。当某些国家试图用“长臂管辖”干涉中国内政时，中国有了法律武器说“不”。

在涉外司法领域，“十四五”时期全国法院审结涉外案件15.9万件，比“十三五”增长66%；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972件，同比增长2倍。此外，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海事公约《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也已正式生效——中国法律智慧的结晶，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

陆士谔在梦中写下的“治外法权收回”，在今天，已经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目标：中国法治的全球影响力。

陆

今天的上海，早已不是1910年那个“红头阿三”站岗、洋人横冲直撞的上海。外滩那些曾经挂着各国旗帜的建筑，现在是中国的银行、中国的法院、中国的主权象征。浦东当年陆士谔梦见的“兴旺”，如今已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那位来自青浦的医生兼作家，用笔为旧中国开了一剂“法治”的药方。他或许没想到，这剂方子，在后来的百年间，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改良、完善，最终酿造出一个“法治自主”的新中国。

从“会审公廨”里中国谳员被洋人推搡，到中国法官在国际法庭上掷地有声地宣判；从“外国人犯罪中国不能审”的屈辱，到《反外国制裁法》让任何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力量有所忌惮——这条法治自主之路，走了一百多年。

陆士谔的梦，醒了。但那个关于“法权自主”的中国梦，早已不再是梦。

正如他在小说结尾说的那句话——

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如今，已不必“未可知”了。

附：陆士谔简介

陆士谔（1878-1944），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清末民初小说家、医学家，一生创作小说百余部，代表作《新中国》《血滴子》《新上海》等。他在1910年创作的科幻小说《新中国》中，预言了百年后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收回治外法权、建设越江隧道等场景，被誉为“百年预言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