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5月9日，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在郑州西亚斯学院开幕，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郑强接受河南媒体采访时，留下了几句颇有传播度的话。
其中引发争议的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
他还补了一段忠告：“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劝劝孩子们，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富有是劳动来的，是创造来的。”
我想问问，你的学问和成就，真能自动转化为对一个时代的体察么？
一个人如果太久没有真正贴近过年轻人的处境，他说出来的话，无论多么诚恳，都会变成隔靴搔痒，甚至变成一种伤害。
好像现阶段一些学者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良知、风骨、判断与对年轻人的体恤一起彻底退场，多数登台者也在劫难逃地变身为论坛圆桌后的体面优孟词臣。
我身边也有认识的某些所谓“成功人士”，年轻时也曾困顿，后来时来运转，入仕发财，再回头看那些没起来的故交，常常带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包括长辈，这种味道最让人难受，因为它把同代人的不同命运，简化成了个人努力的差别，把时代给予的偶然，包装成了能力造就的必然。
郑教授，且问问你，找不到工作是不是在你眼里，真就只是等于找不到享受的工作？
有多少就业去向落实率，常年在一种欲说还休的口径里游走。
譬如一个二本毕业生投出三百份简历石沉大海，一个硕士回县城考编三年没上岸，一个985毕业生在送外卖，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工程师被裁员后再也找不到对口岗位。
他们是在挑剔“享受的工作”吗？他们都是为了生计稻粱啊。
胖胖是亲历者，在双减之前，胖胖也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招聘者，我得从一两百份里挑出寥寥几个人面试，再从面试里挑一两个发offer。
当然，这是公司的要求。
然后双减一刀下来，胖胖也成了失业的一份子。
从挑别人简历的人，变成被人挑简历的人，我在一座城市里要投递多少份简历，才能换来一个面试通知？除去每日面试来回的地铁公交费、加之那顿不得不吃的便餐，还有每月雷打不动的房租，钱包是怎么一天比一天瘪下去的？跨行业去面试，HR一句“你之前没有相关经验”就能把人打发掉，那种通过率极低的滋味——郑教授您体会过吗？
您管这叫挑剔“享受的工作”？
是不是俯视太久，真把众生看成蝼蚁了？
是不是您口袋里的工资、住房、医保、子女入学全都不用操心，所以才能那么轻巧地说出“少点索取”四个字？
你说“富有是劳动来的，是创造来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没富有的反面，仅仅只是归纳为没劳动、没创造？
我要用那份无耻的比烂规劝问问你，你要不要去看看郑州富士康流水线上那些十八九岁的脸？要不要去看看一个外卖小哥一天跑十四个小时，扣掉房租、餐费、电瓶损耗、保险，能剩下多少？
他们没劳动吗？他们没创造吗？
年轻人的抱怨，绝大多数不是不愿意劳动，而是劳动的回报正在脱离他们能预期的轨道。
一个二本毕业的大学生，月薪四千，在一线城市，租个单间要花一千五，这才是现实！
他们的问题不是索取太多，他们的问题是：
谁以前建构承诺给他们的那个兑换关系，正在一点一点失效。
读书改变命运、努力就有回报、劳动创造财富——这些话他们的父辈是真心信过、也真的有部分兑现过的。
但到他们这一代，同样的话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一种讽刺！
然后还有人坚持把责任算到他们头上：你不是兑换不到，是你索取太多！
你把一把自我修养的尺子，拿去量了别人，而被量的那一群人，恰好是这个时代受挤压最厉害的那一群！
一旦“少点抱怨”开始成为一种被反复宣讲的美德时，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正常的社会，鼓励抱怨。
抱怨是反馈机制的一部分，是社会自我矫正的开端。
一个外卖员抱怨平台抽成太高，倒逼平台调整算法，一个程序员抱怨996，推动劳动监察介入，一个毕业生抱怨就业难，是要让制定者重新审视产业结构。
不正常的社会才害怕抱怨，它把抱怨定义为“负能量”，把发声者定义为“不感恩”，凭什么感恩，又感谁的恩？吃你家大米了？
年轻人今天的抱怨，本质上是一种活在真实中！
他们在用自己的体感，指出一个问题：有些叙事，和我每天遇到的现实，不是一回事，这种指出未必有用，但它至少是真实的。
郑强劝他们少点抱怨，等于劝他们重新回到那个活在谎言中的世界。这恐怕不是教育者该做的事吧？
你说——人走下坡路是舒服的，为什么要教育年轻人走爬坡的路？是为了达到高度！
难道年轻人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下坡路？这个预设毫无逻辑。
是他们不想爬坡，是他们贪图舒服，是他们没追求高度，所以教育者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下坡路上拽回来，逼着他们去爬坡。
是这个意思么？
我想现在的年轻人，缺的从来不是爬坡的意愿吧？
考公的人挤破头，是不想爬坡吗？考研的人三战四战，是不想爬坡吗？小镇做题家挑灯夜战十二年考上985，是不想爬坡吗？外卖员一天跑十四个小时，是不想爬坡吗？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加班到凌晨，是不想爬坡吗？
他们都在爬坡，他们爬得比郑强教授您当年还要拼命，问题在于，他们爬的那座坡，越来越陡，坡顶上的东西越来越少。
他们不是不爬，他们是爬不动了，或者爬到一半发现山顶上的位置早就被预留给了别人。
这时候有人站在山顶上对他们喊：“为什么不继续爬？爬坡才有高度啊！才能磨练意志！”
是真心的劝勉，还是无意识的残忍？
余世存在《非常道》里收录过晚清民国一些读书人的言行片段。
其中有一种人格让我印象很深，就是那种“自处严而待人宽”的旧式士大夫风骨。
他们对自己要求极严，绝食、绝交、绝禄，都做得出来，但对别人的困苦，反而格外宽容。
他们知道一个道理：
自己能做到的事，不能拿去强求别人。
因为每个人的处境、来路、负担都不一样，把自己的尺度强加给别人，是一种僭越。
这种“自处严而待人宽”的风骨，想想今天稀缺得很。
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反过来的版本——“自处宽而待人严”。
一个享受着全套优待的特聘教授，一边坐在论坛上接受采访，一边劝年轻人“少点索取”——这种倒置，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反讽之一。
郑强教授如果真想帮年轻人，可以做很多事，可他选择了俯视众生！
试问你，能不能和年轻人站在一起，承担那种重量，而不是站在高处指点他们应该如何承担？
他们要的，从来只是一份能让自己活下去、能让父母不至于太担心、能让自己在年终聚会上不至于无话可说的工作而已。
这叫“享受”吗，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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