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从摇篮到坟墓”保障？“瑞典也许走过头了”

【文/观察者网 柳白】

那个人们熟知的，以“从摇篮到坟墓”保障著称的高福利国家瑞典，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瑞典正在进行一场全球最惊人的资本主义改造。”《华尔街日报》5月11日刊发长篇分析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里，瑞典大规模推进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私有化，甚至部分学校运营商已经上市。这种终身福利体系的重构，既压低了政府开支、激发创新活力，也引发了贫富差距扩大、公共资源失衡、弱势群体被抛下的担忧。

批评者直言，瑞典已从“人人互助”的社会，转向“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模式。就连推动当年改革的部分经济学家，即使仍主张私有化方向或许是对的，但也承认瑞典“可能走过头了”。

“瑞典，这个长期被视作集体主义典范的国家，正转向强硬的个人主义发展路径。”在作者眼里，瑞典正在从一种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转向一种更自由、更市场化、私有化程度更高的资本主义。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文章对此形容，几十年来，瑞典一直是“高税收、高支出”政府模式的代名词。政府通过公立医院、学校和养老机构，对人们的人生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管理。

但如今，情况已经不同了。如今，瑞典近一半的基层医疗诊所为私人所有，其中很多归私募股权公司控制。三分之一的公立高中由私人运营，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20%。一些学校运营商甚至已经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瑞典的经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富裕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比如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目前就希望效仿部分以国家为中心的瑞典模式，例如全民托育和市营商店。

这场资本主义改造，使瑞典实现了许多工业化国家近年来未能做到的事：缩小政府规模。这使政府得以大幅减税，同时也推动了创业潮和经济增长。

瑞典公共社会支出总额，包括医疗、教育及所有福利支付，已降至GDP的24%，与美国相近，明显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等超过30%的水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预测，到2030年前，瑞典经济预计每年增长约2%，大致与美国持平，但约为法国和德国增速的两倍。

“瑞典是真正充满机会的地方，”瑞典财政部长伊丽莎白·斯万特松（Elisabeth Svantesson）表示，“我希望人和资本都留在这里发展。”

在许多欧洲国家提高税收之际，斯万特松已连续三年减税。瑞典最高所得税税率，已从1980年代接近90%，降至如今接近50%。

斯德哥尔摩私募股权公司EQT创始人、亿万富翁康尼·约恩松（Conni Jonsson）表示：“综合整体税负来看，这里甚至比美国更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批评者则认为，瑞典削减开支的做法矫枉过正。在这个传统上崇尚平等的国家，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数十个移民聚居郊区帮派暴力激增，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犯罪网络挑战国家权威、妨碍警方执法的情况。

围绕营利性学校的争议也在升温。批评人士称，这些学校通过压缩操场、图书馆和教师资源来赚钱。

“美国人对瑞典的看法与现实相去甚远，”瑞典作家安德烈亚斯·切尔文卡（Andreas Cervenka）说道，他最近结束了在加州的生活回到了瑞典。“我们正在从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走向一个‘人人自扫门前雪’的社会。”

催生创业热潮

瑞典并非一直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

在1970年前的100年间，瑞典曾从欧洲最贫穷国家之一，崛起为欧洲第三富裕国家，而当时并没有实行高税收制度。

但从1960年代开始，长期主导政坛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大幅提高税收与财政支出，到1990年代，政府支出一度高达GDP的70%。

这些变化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税后收入停滞、财政赤字和债务膨胀，并最终在1990年代初引发银行危机。

在投资者的压力下，瑞典政府随后用了二十多年推行大规模经济改革，包括削减失业补贴和住房补贴、公共服务私有化、减税，以及养老金制度改革，以降低财政负担。

政府还对债务设置严格限制。瑞典债务占GDP比例仅36%，而美国高达129%。

2000年代中期，瑞典取消了财富税和遗产税。

结果是：许多曾因高税负逃离瑞典的富裕企业家开始回流。

掌控Ericsson、Saab等大型企业股份的瓦伦堡家族成员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表示，他小时候的1960、70年代，瑞典人其实并不富裕，当时全国甚至“只有一辆劳斯莱斯”。

如今，国际民调显示，瑞典人对财富的接受度，高于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民众；除波兰外，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支持度也高于其他欧洲国家。

现在瑞典的劳斯莱斯数量已超过800辆。2016年，当劳斯莱斯决定在北欧开设首家展厅时，选择的就是斯德哥尔摩。

随着国家角色后退，私营部门迅速扩张。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今年4月的一项研究发现：2005年瑞典取消遗产税和赠与税后，那些有家族继承人的私营企业增长更快、投资更多、缴纳的企业税也更高。

企业界还积极推动新技术应用，在一个长期由传统产业主导、对科技态度犹豫的欧洲，瑞典出现了少见的高风险创新浪潮。

互联网通信公司Skype创始人尼克拉斯·曾斯特伦（Niklas Zennström）表示，私有化改革帮助推动了电信等行业创新，而这些行业正是瑞典科技繁荣的基础。

他说：“瑞典很早就普及移动电话，3G覆盖率高，移动网络竞争激烈。当时社会上存在一种创业氛围。”

根据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2024年关于欧洲经济的重要报告，瑞典在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共出现500多起IPO，数量超过德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总和。

《我的世界》是由瑞典团队于2009年开发的沙盒游戏

依托蓬勃发展的科技初创企业与游戏产业，诞生《我的世界》《糖果传奇》等爆款作品，瑞典如今人均亿万富翁数量已超越美国。

“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圣约兰医院，放射科医生卡琳·登布罗沃（Karin Dembrower）正盯着电脑屏幕，指出影像上显示癌症的细小亮点。

“我们肉眼其实看不出来这里有问题，但人工智能（AI）有时能识别出来。”她说。

近三年来，登布罗沃一直在推动医院利用人工智能筛查乳腺癌。

AI对每年8万名接受筛查女性的病例识别既快速又准确，导致放射科等待名单大幅缩短。

她和同事已经无需再上夜班和周末班，也有更多时间对确诊癌症患者进行高级诊断。

人工智能改变了登布罗沃和她在圣约兰医院的同事们的工作方式，帮助检测癌症并节省时间。

圣约兰医院如今还经常接收其他没有AI系统、且已超负荷的医院转来的病人。

和所有瑞典医院一样，圣约兰医院由公共资金支持。但它归私人医院运营商卡皮奥集团（Capio）所有，医院CEO曾在McKinsey & Company接受培训，日常管理强调KPI和丰田精益管理模式。

这种理念，也是医院比国有医院更快采用AI等提高生产率工具的原因之一。

“我们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情。”医院CEO古斯塔夫·斯托姆（Gustaf Storm）表示。

他估算，治疗阑尾炎等疾病，瑞典公立医院的成本比这里高15%至20%。

负责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医疗事务的中左翼政治人物艾达·哈季阿利奇（Aida Hadžialić）对此表示认可。她认为，与公立体系相比，圣约兰医院在获得更低补偿的同时，能更高效地产生更好的患者结果。

私营竞争也让整个医疗行业受益。

在全球老龄化不断推高政府医疗成本之际，2014年至2024年间，瑞典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医疗支出年均增长约1%，仅为英国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

如今，在圣约兰医院，工作人员拿着iPad mini实时追踪病患数据，数字系统监控成本，患者生命体征自动上传中央系统，交通灯式系统帮助医护决定优先级。

医院还测试了一种AI病患监测系统，当老年患者有跌下病床风险时会自动报警，以避免住院时间延长。

基层医疗变化更加明显：如今近一半诊所已私有化，科技新创企业也在冲击这个行业。

批评人士认为，这同样在破坏医疗公平——私人诊所往往集中在富裕城区，因为这些病人服务成本较低，而贫困或农村地区的公立机构则被迫承担更复杂、更昂贵的病例。

但对许多患者来说，科技化医疗体验确实更方便。

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人本·库珀（Ben Cooper）最近因哮喘复诊时，甚至无需出门，只需通过手机App视频连线医生即可。

这款应用由本地公司Kry于2015年推出，如今在瑞典用户数甚至超过Netflix。

它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医生还能讲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库珀坦言：“你打开App，输入症状，它就给你预约时间。我从没遇到医生迟到。”

他说，这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经常延误形成鲜明对比。

Kry公司CEO卡勒·康纳里德·隆德格伦（Kalle Conneryd Lundgren）表示，私有化让公司能够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并服务更多患者。

数字化问诊通常时间更短，节省医生和病人双方时间。

过去一年，公司利用AI自动生成病历和医疗证明，使行政时间减少40%。

有赢家，也有输家

斯德哥尔摩进步派智库“理念竞技场” （Arena Idé）研究员埃莉诺·奥德贝里（Elinor Odeberg）表示，瑞典改革的赢家主要是拥有房产的中产家庭，他们从收入增长和房价飙升中受益。

输家则包括：大城市外的租房者、公共服务不断缩水地区的人，以及长期依赖国家福利的低收入移民社区。

由于住房成本上涨，20至27岁仍与父母同住的瑞典年轻人比例，已从1995年的15%升至2023年的26%。

与此同时，收入再分配减少，也让马尔默等地的地方政府财政承压。

马尔默市长卡特琳·斯捷恩费尔特·贾梅（Katrin Stjernfeldt Jammeh）表示，中央政府拨款减少，使地方政府更难维持教育等公共服务。

过去二十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也导致铁路系统延误严重、服务不稳定，而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

私募股权企业家约恩松说：“他们从原本应保护社会的领域抽走了资源。但当然，这对经济活力来说是好事。”

经济学家、前财政部官员斯特凡·福尔斯特（Stefan Fölster）则认为，大多数瑞典人实际上从改革中受益。

他说，自1990年代以来，瑞典家庭经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平均翻倍，而在1970和80年代高税收时期，这些收入几乎停滞。

不过，政府如今也开始回应外界担忧。

去年11月，议会投票决定取消长期维持财政盈余的要求，改为更宽松的预算平衡规则。

政府还推进改革，加强对营利性学校的监管，希望只保留长期、高质量运营者。

“走私有化道路是对的，但我们可能走过头了。”曾参与瑞典经济改革设计的知名经济学家拉尔斯·卡尔姆福斯（Lars Calmfors）总结道。

学校改革的利弊博弈

也许最能体现私有化“机遇与风险”的领域，就是教育。

瑞典如今在教育市场化上的程度，甚至超过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允许学校由非营利组织或营利性企业运营。

如今，大约每10名瑞典高中生中，就有1人在上市教育集团AcadeMedia旗下学校就读。

这些学校按学生人数获得公共资金，但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很大程度上由学校自行决定。

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的布格里耶茨高中，由当地滑板协会牵头以非营利模式运营。学校为每位学生配备苹果MacBook Air笔记本（优于瑞典多数高中标配的中端电脑），校内坐拥大型室内滑板场，食堂免费供应午餐，每班配备两名任课教师，远高于常规每班25至30名学生配一名教师的标准。

布格里耶茨高中坐拥大型滑板场地

校长玛丽·斯文松（Marie Svensson）甚至亲自动手维修校舍灯具，她通过压缩运维和行政开支，将资金投入师资扩充、艺术展览及影视拍摄器材购置。学校选址废弃啤酒厂低价租赁场地，容纳191名在校生。

从瑞典中部往返通勤两小时就读该校的学生约翰·维福斯伦（John Wiforsen）表示：“这里氛围自由，能尽情探索兴趣。”甚至有丹麦学生每日从哥本哈根跨海前来求学。

私营学校决策也更加灵活。

当公立学校预算被削减时，布格里耶茨高中迅速扩招、拆分班级，稳住运营收支；斯文森曾任职公立学校，她坦言，同样的调整决策，公立体系往往需要耗时长达一年。

即便如此，马尔默市长等人依然对营利性学校心存担忧：逐利属性使其天然有缩减办学成本的动机。她指出：“这类办学机构通过筛选划分生源层级牟利。”

私营学校更容易吸引最优秀学生和最富裕家庭，资源虹吸效应明显；剩余弱势生源只能留在办学条件落后、运营成本更高的公立学校。这类公立学校需承接大量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以及母语非瑞典语的移民子女，办学负担进一步加重。

布格里耶茨高中距离足坛巨星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成长的罗森加德贫民住宅区不足一英里，校长斯文森坦言，该片区极少有孩子前来就读，当地家长更偏爱传统保守的教学模式。

瑞典最近在国际教育排名中有所下滑，择校自由的支持者将这一变化归咎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而私立学校的批评者则认为，当把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而把学习吃力的学生集中在另一所学校时，国家的整体平均教育水平必然会受到拖累。

择校制度如今在瑞典已根深蒂固，这凸显了该国社会心理的转变。这一制度不仅在家长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得到现任中右翼政府和中左翼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认可。

但在9月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围绕营利性学校以及社会转型的分歧正浮出水面，预计这将成为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社会民主党承诺将禁止学校牟利。该党还呼吁加大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投资，并批评了过去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

“这个系统对某些人来说确实很有效，”前学校行政人员奥萨·普莱斯纳（Åsa Plesner）说，“但这无疑打破了瑞典传统的普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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