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审判庭大法官施奇恩：通过负责任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提升司法实践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深化新时代各国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交流合作，以法治方式促进各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5年11月18日，第九届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在广东深圳成功举办。会上，中国和新加坡司法界代表围绕“司法教育与法官的全面培训和发展”“法院在支持和保障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作用”“通过可靠负责地使用人工智能加强司法工作”“实现家事司法最佳结果”四大核心议题深入交流研讨，达成多项共识。据了解，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已成功举办九届，探讨了35个议题，签署了6个备忘录，联合发布案例选，交换案例清单，成为中新交流合作的高水平平台。

本刊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梅达顺，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大法官莊泓翔，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晓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海波，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审判庭大法官施奇恩，家事司法法院首席法官郑慧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高级法官、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菊花8位会议代表的精彩发言集中进行摘登，从而展现两国在司法能力建设、涉外争端解决、智慧司法创新、家事审判实践等方面的先进理念与实践成果，以飨读者。

本文为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审判庭大法官施奇恩的发言。

文 | 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审判庭大法官

施奇恩

2025年11月18日，第九届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在广东深圳举行 摄影 孙若丰

人工智能浪潮已经到来，这一现实正在根本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当世界各国司法机构都在努力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强大且颠覆性的力量时，中国和新加坡的法院已经采取措施，成为这项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我们必须理性思考，维护原则，以确保人们负责任且可靠地使用人工智能。

一、

人工智能的潜在益处：提升司法服务

人工智能为提升司法实践提供了巨大的变革机会，使法院能够从根本上重新构想如何以更高的效率、一致性和可及性提供司法服务。

人工智能无疑在多个层面具有提供解决方案的潜力。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显著强化案件管理。法院利用人工智能，从立案起就自动发送提醒，让法庭工作人员能够专注处理更复杂的事务。

此外，人工智能能够以远超人类能力的速度和精确度处理大量信息。它可以审查、总结和分类大量证据，以及识别关键信息、矛盾点或规律，减少案件准备所需的时间，同时提高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样地，人工智能也可以彻底变革法律研究。人工智能驱动的法律研究工具可以迅速分析数千个案例、立法和法律先例，准确识别相关权威资料并突出潜在的法律论点。这并非取代司法分析，而是增强了一般的司法分析，使法官能够专注于更高层次的思考和推理。

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有潜力增强司法可及性。它有助于弥合无律师代表的当事人面对的“司法差距”。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初步的法律信息并帮助民众了解法庭程序，让缺乏法律代表的人士也能获得基本法律知识和案件相关服务。

二、

挑战：可靠性和责任的必要性

人工智能引发轰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行业推动的。虽然将人工智能融入司法实践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解决关于公平性、透明度、问责制以及保持人类判断和价值观的问题。

影响公平性认知的首要关切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公开可用的人工智能系统都是用历史数据训练而成的。遗憾的是，普通法的历史案例数据库反映了先前存在的偏见、歧视和成见。基于带着偏见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则会学习、编码甚至放大这些偏见。

“黑箱”问题是另一个主要挑战。司法制度建立在理性判断基础上，因此，法院不能一味依赖于算法驱动的、难以理解的决策机制。如果法官和诉讼当事人无法轻易辨别人工智能如何得出某结论，他们对其建议的信任就会被削弱。

此外，人工智能引发的幻觉风险问题也亟待解决。新加坡法院发布的针对法院用户使用的人工智能指南自2024年年底生效，其中要求诉讼当事人核实在法庭使用的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容的准确性。该指南也列明诉讼当事人须对其在法庭使用的文件的准确性负全责。

保持人类判断同样至关重要。审判需要同时运用理智和情感。人类判断需要仔细考虑许多变数，包括细微差别、背景和减轻情节。人工智能系统缺乏情感。它无法权衡竞争价值，也无法带着感情和情绪回应。它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罪犯改造的意义，或者识别悔恨是否发自内心且真诚。

三、

新加坡的人工智能之旅：审慎态度

20多年来，新加坡法院一直拥抱技术，是电子立案和案件管理系统的早期采用者。这些系统减少了文书工作，也简化了法院操作。

技术在保障司法公平的前提下，提升了司法效率，并为法院用户提供了更好的司法可及性。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机动车事故在线索赔（MACO）平台。机动车事故在线索赔平台是一个公开可用的机动车事故索赔模拟工具，针对机动车事故中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和应付赔偿金额，为用户提供快速、非约束性的评估。新加坡法院计划将法律责任情形扩展到包括涉及骑行者的案例，预计2026年将有所改进。

新加坡法院在采纳新技术时，向来采取审慎、有分寸的做法。专注于维持司法监督，认识到人工智能如同其他法庭技术一样，是达到目的的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

审慎、基于风险的思维模式是新加坡法院对待技术的基础。新加坡法院进行严格的试点和用户测试，咨询利益相关者，并使创新与道德标准保持一致。新加坡法院已试点推行支持法官但不侵犯其审判权的人工智能工具。2024年的圆桌会议上曾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新加坡法院与Harvey.AI合作为小额索偿庭（SCT）开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案件总结工具。该工具会分析无律师代表的诉讼当事人提交的案件文件并生成简洁摘要，突出关键材料，使法院用户和法庭裁判官能够快速掌握争议的本质。这对处理小额索偿庭高量、低价值的索赔案件特别有用。

由于新加坡是多语言社会，新加坡法院通过Harvey.AI实施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翻译功能，允许小额索偿庭用户获得中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的译文。新加坡法院与Harvey.AI的合作预计可扩展到小额索偿庭之外的法庭事务，在实际层面提供有效的司法可及性。

人工智能也有助于法律研究。新加坡政府开发了“Pair搜索”，用户可筛选最高法院判决、法规和国会辩论的庞大数据库。与传统关键词搜索不同，它可以从案例中提取关键原则，按需总结，并按时间顺序追踪辩论中政策的变化。此外，新加坡法律学会发布了其改版的LawNet 4.0，这是一个基于新加坡判决、立法和二级法律文献训练的人工智能搜索引擎。新加坡法律学会已经为超过15000个判决生成了摘要，将平均8000字的判决压缩成简洁的800字摘要。

此外，人工智能在增强证据收集和分析方面有明显应用。从在小额索偿庭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较小规模试点开始，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应用于涉及大量证据的复杂案件。

四、

负责任实施人工智能的治理原则

人工智能虽然能够带来潜在益处，但也存在相关风险。借此机会，提出四个关键治理原则。

第一，人类监督原则要求法官必须始终是最终决策者，并对其作出的裁决负责。相应地，人工智能必须只能发挥辅助和增强的作用。

第二，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原则要求人工智能提供商披露其数据来源和模型架构。人工智能输出背后的推理必须是法官和法院用户能辨别、能理解的，否则，“黑箱”问题将持续存在。

第三，公平性和偏见缓解原则要求法院使用多样化训练数据、独立算法审计和影响评估来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主动的偏见审计。

第四，隐私原则要求人工智能系统保护数据隐私。个人数据必须仅用于其预期的法律目的，同时确保敏感信息得到强有力的保护。

司法机构中人工智能整合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公众对其使用的信任和信心。为此，新加坡法院正在制定内部准则，用以监督和审查法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情况。司法机构必须提升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人工智能素养，为其配备必要技能，让他们能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批判性评估人工智能工具并识别潜在陷阱。人工智能可能不会取代法官，但懂得有效运用人工智能的法官可能会取代那些不善于掌握人工智能的法官。

五、

结论：对卓越的承诺

在司法机构中，负责任和可靠地使用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它既代表着契机，让法院利用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司法服务并使司法更加可及，同时也代表着法院有义务确保人工智能能够满足司法制度的需求。

司法机构应该在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致力于追求卓越的恪守原则过程中，司法机构可以创建一个更高效、更可及、更有效的司法制度，同时守护司法机构在实施司法过程中坚持的核心价值观。

真心感到欣慰的是，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为两国法院提供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让两国法院交流、分享知识，并相互借鉴。相信两国法院秉持跨国界、共协作的视野，已经设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期待中新两国法院之间有更多富有成果的讨论和潜在的合作机会。

（本文系作者在2025年11月18日第九届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上的专题发言，刊发时内容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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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26年第8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90期

编辑/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