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5月1日起施行 云南有望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商事调解新高地

　　4月末的一天，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律师李雁函正俯身倾听两名企业代表的争执——一场因建设施工合同引发的纠纷，已在调解室里谈了3个小时。没有法槌、没有对抗，只有耐心引导与专业分析。最终，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握手言和。这场看似寻常的商事调解，背后是李雁函九年如一日的坚守。自2017年投身诉前调解工作以来，她不仅亲历了数百起纠纷的化解，更牵头推动成立了两家商事调解机构。然而，由于长期缺乏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撑和统一规范，这项事业走得并不轻松：案源不稳定、司法衔接不畅、市场化机制缺失……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商事调解的行政法规，标志着这一“柔性解纷”机制从政策倡导迈入法治保障的新阶段。对李雁函和无数像她一样坚守在商事调解一线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条例》不仅是一份制度确认，还是一束照亮前路的曙光：专业有了标准，行业有了未来。他们坚信，属于商事调解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时代之需：破解商事纠纷三大痛点

　　“当前我国商事纠纷呈现3个特征：争议数量持续增长、纠纷类型日益复杂化专业化、涉外因素明显增强。”云南民族大学法学博士于涛指出，伴随市场主体活跃度提升和跨境经贸往来频繁，企业在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摩擦显著增多，且大量纠纷涉及跨境电商、数字服务、绿色能源等新业态，对解纷机制的专业性、效率性提出更高要求。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商事调解缺乏国家专门立法，行业处于“无法可依、多头管理”的粗放状态。“调解协议效力不明、调解员资质参差、程序规则缺失、与诉讼仲裁衔接不畅，导致企业不敢用、不愿用调解。”于涛坦言。

　　于涛说，《条例》正是针对这些痛点出台，一方面，贯彻落实了党中央“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决策部署，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另一方面，填补国家层面商事调解专门行政法规的空白，为商事调解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根基。

　　制度破冰：四大维度实现系统性创新

　　于涛认为，《条例》的最大价值在于系统性制度创新，尤其在4个关键维度实现突破。

　　在调解协议效力上，《条例》明确商事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并可依法申请司法确认;对于需要在境外执行的协议，当事人可以依照有关国际条约向有管辖权的外国主管机关申请执行。这为调解协议跨越国境提供了执行通道，直接对标《新加坡调解公约》精神。

　　在调解员的资质上，过去各地标准不一，《条例》确立了商事调解员的准入门槛。此外，建立了利益冲突审查、回避披露、投诉处理等内部管理制度，确保调解的中立性与公正性。

　　在与诉讼和仲裁的衔接上，《条例》专条规定国家完善商事调解与诉讼、仲裁、公证等制度的衔接机制，畅通争议解决途径。同时，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到境外设立业务机构，允许境外商事调解组织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业务机构，为跨境“调解与仲裁”“调解与诉讼”的多元衔接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调解程序上，《条例》确立了“自愿、合法、诚信、保密”四大原则，明确调解不公开进行，严格限定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确认在线调解与线下调解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明确允许商事调解组织按照公平、合理原则收取费用并向社会公开，兼顾公益属性与可持续发展。

　　云南机遇：从“边疆末梢”迈向“调解高地”

　　在省司法厅厅长刘宗根看来，《条例》的实施具有深远的意义。从优化营商环境角度，商事调解以其灵活高效、专业保密、友好经济的特点，能够在维系商业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定分止争，避免因刚性裁判导致合作破裂，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企业解纷成本角度，调解程序简便、周期较短、费用可控，叠加司法确认后的强制执行力，为企业提供了“省时、省心、省钱”的解纷选项。从社会治理效能角度，《条例》将大量商事纠纷引导至非诉渠道，有助于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推动法治力量向引导端和疏导端用力，实现纠纷分层过滤、源头治理。

　　“对于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而言，《条例》的支撑作用尤为突出。”刘宗根坦言，云南正全力推进昆明法务区和昆明南亚东南亚国际仲裁中心建设，实施“涉外仲裁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着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条例》确立的跨境调解规则、境外调解员聘任机制、境外调解组织在自贸试验区的准入制度，为云南吸引新加坡、泰国等周边国家商事调解机构入驻、培养通晓区域法律文化的复合型调解人才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同时，云南可依托《条例》构建“调解、仲裁、诉讼”一体化平台，使跨境商事争议能够在区域内高效化解，增强云南作为区域性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我省现状：现有商调组织全部面临“洗牌”

　　机遇已至，我省现有商事调解组织将受何影响?

　　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唐正平介绍，截至今年4月，全省共有商事调解组织38家，其中昆明17家。唐正平坦言，《条例》出台后，现有组织几乎全部不符合《条例》关于发起人资质、审批主体、业务范围等要求，“面临‘从头再来’的局面”。

　　李雁函推动成立的两家商事调解中心同样面临重新“洗牌”的格局。“按照《条例》的要求重新申报审核，这个只是程序问题，我不担心。我担心的只是各方是否能在较短时间达成共识，推动跨部门协同机制形成，在司法确认、‘调解+仲裁+公证’联动等方面形成稳定高效的工作流程”。

　　李雁函的担心也是行业主管部门所关注的问题。唐正平告诉记者，为了推动《条例》在云南高效落地，省司法厅在前期完成了全面摸排调研、明确政策口径、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划分等工作。5月1日《条例》实施后，将尽快制定出台我省实施细则;构建“市级受理、省级审批”许可机制，明确审批时限，严格把关名称规范、人员资质、住所验资等关键条件;搭建信息化审批与名册管理系统，实现设立、变更、注销线上审批功能;启动存量机构清理规范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开辟绿色通道换发新证，基本符合条件的限期整改，不符合条件的引导变更业务范围或停止商事调解活动;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联合省高院制定司法确认实施细则，设立“调解+司法确认”快速通道，与省仲裁协会建立“调解转仲裁”衔接规则，与省公证协会试点“调解+公证”赋强计划，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

　　双轮驱动：与新仲裁法协同构建“解纷闭环”

　　今年3月1日，新修订的仲裁法施行，5月1日，《条例》接续落地。于涛称，二者形成今年中国商事争议解决的“双引擎”，为云南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云南应抓住这一历史性窗口期，推动构建‘调、仲、诉’有机贯通的多元‘解纷闭环’。”于涛建议，在昆明法务区和自贸试验区试点“调解不成自动转入仲裁”的机制，当事人在调解阶段达成的无争议事实确认书可作为仲裁证据，避免重复举证;对调解协议及时引导司法确认或转化为仲裁裁决，增强可执行性;整合昆明仲裁委、澜湄国际仲裁院及优质商事调解组织资源，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一站式”争议解决平台，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为了推动我省商事调解组织实现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省司法厅已经确定近期、中期、远期工作目标，到2031年，云南将形成‘许可管住入口、监管守住底线、信息公开透明、存量平稳过渡、涉外有序开放、党建引领保障’的商事调解工作格局，并培育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商事调解组织，推动我省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商事调解服务高地。”唐正平告诉记者。

　　记者 郑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