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父亲去世，六岁的我在麦地里割麦时，大伯大娘赶了过来

88年的初秋我六岁，我记得那年麦子黄的特别早。

天还没亮透，我就被母亲摇醒了。她往我手里塞了把小镰刀，刀柄上缠着破布——昨天割麦时磨出的水泡破了，血浸透了布条，结成硬痂。

“能割多少算多少。”母亲的声音像被风撕破的云。她挺着七个多月的肚子，弯腰钻进麦浪里。

父亲死在去年冬天年底。肺痨把他咳成了一具空壳。下葬那天，我伸手摸他凹陷的脸颊，冰凉得像井台边的石头。从那天起，五岁的我知道，人死了就是再也醒不来的睡觉。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左手拢住一把麦子，右手挥镰。麦芒扎进胳膊，留下细密的红点。太阳升起来了，像个烧红的铁饼挂在头顶。汗水流进眼睛，涩得睁不开。

“你大伯来了。”母亲突然直起腰，手搭在眉骨上望。

田埂上，大伯和大娘一前一后走来。大伯穿着干净的蓝布衫，不像下地的人。大娘挎着个篮子，上面盖着白布。

“弟妹，这么早就下地了。”大伯站定，目光扫过我们母子割倒的那一小片麦子，“这点活儿，雇个人一天就干完了。”

母亲没说话，镰刀割断麦秆的声音格外响。

大娘把篮子放在田埂上：“蒸了点馍，给孩子吃。”

我没动。母亲教过我，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大伯走到地头那棵老槐树下，用手量了量树干：“这树，得有三十年了吧？爹当年说，谁给养老送终，这树就归谁。”

母亲的镰刀停住了。

“弟妹啊，”大伯转身，“你一个人拖着孩子，地里活干不动。这样吧，东头那三亩好地我替你种着，收成交你三成。这坡地嘛...反正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就抵了雇人的工钱。”

坡地是父亲活着时最后一年开荒开出来的，种下的第一季麦子还没熟，他就倒下了。

母亲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砸进土里的麦粒：“他爹说过，地不能离手。”

“那是男人在的时候！现在你们娘俩能种得过来吗？”大伯提高了声音，“等你这孩子生下来，三张嘴吃饭，到时候别来找我借粮！”

我的镰刀割空了，差点划到腿。抬头看母亲，她正看着远方。谷浪一层一层，像是永远割不完。

“这块怀表。”母亲从怀里掏出父亲唯一的遗物，“他爹留下来的，你拿去。地，我们自己种。”

大伯接过怀表，掂了掂：“铜的，不值几个钱。”

但他还是揣进了兜里。

“那坡地的事...”大伯还不死心。

“坡地留着。”母亲弯腰拾起镰刀，“孩子他爹躺在病床上还念叨，坡地的麦子长得旺。”

大娘扯了扯大伯的袖子。他们走了，田埂上的篮子没有带走。

中午，母亲把篮子里的馍掰开，我们坐在谷捆上吃。馍是白面的，很软，比我平时吃的窝头香。

“娘，大伯为什么非要我们的地？”

母亲看着手里的馍，很久才说：“你爹在的时候，他们不敢。”

吃过馍，母亲让我去河边打水。水罐很沉，我走得很慢。回来时，听见母亲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她以为我走远了听不见。

我躲在麦丛里，看她用围裙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七个月的身孕让她的腰显得格外粗，弯下去时，像一座要倒塌的山。

过了一会儿，她擦干脸，继续割麦子。镰刀挥得比刚才更急。

我抱着水罐走出来：“娘，喝水。”

她接过水罐时，我看见她手上的血泡又磨破了，新鲜的血染红了镰刀柄。

“疼吗？”我问。

她摇头，把水递给我：“多喝点，下午日头更毒。”

那天我们割到月亮升起。我的手上起了四个水泡，破了两个。母亲的手掌全磨破了，缠的布条被血浸得看不出本色。

晚上躺在炕上，我疼得睡不着。母亲点亮油灯，用针在火上烤了烤，挑破我手上没破的水泡。

“疼就哭出来。”她说。

我没哭。我知道，如果哭了，母亲会更难过。

挑完水泡，母亲从箱底找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父亲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还很年轻，抱着刚满月的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你爹说过，”母亲的声音在夜色里飘荡，“麦子一年一茬，割了还会长。人只要不倒下，总有出头的那天。”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第二天，大伯又来了。这次他一个人，推着独轮车。

“听说你们昨天割到半夜？”他站在地头，看着我们割倒的麦子，“这哪行？到时候累出个好歹，人家说我欺负孤儿寡母。”

母亲正在捆麦捆，头也没抬：“大哥有事？”

“这样吧，”大伯掏出一张纸，“你按个手印，我找几个人，一天就把剩下的麦子割完。工钱嘛...就用坡地明年的收成抵。”

母亲直起腰。晨光里，她的脸瘦得脱了形，只有眼睛亮得吓人。

“大哥，”她说，“老二是死了，可我还没死。”

大伯的脸沉了下来：“你这是不识好歹！”

“我要是识了好歹，明年这时候，我们娘仨就该要饭了。”母亲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砸进土里的钉子。

大伯悻悻地走了。母亲继续捆麦捆，手在发抖。

“娘，”我跑过去帮她扶住麦捆，“大伯生气了吗？”

“生他的气去。”母亲用力勒紧草绳，“咱们没吃他家的米。”

最热的那几天，母亲中暑了。她蹲着捆麦捆，突然一头栽倒。我吓得大哭，用尽力气想把她扶起来。她醒过来，喝了几口水，又在脸上拍点凉水，继续干活。

“不能停，”她自言自语，“停了就起不来了。”

邻居王婶看不过去，让她儿子来帮我们割了半天。母亲把家里最后几个鸡蛋送去王婶家，王婶不要，母亲说：“不能欠人情，欠了难还。”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割谷、捆谷、打谷。手上的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最后变成厚厚的茧。母亲说：“六岁的孩子，手上都是茧子。”但她没哭，我也没有。

收麦最后一天，下起了雨。我们在雨里抢收最后一片麦子。母亲突然捂住肚子，脸色苍白。

其实我知道我家的麦子不用割的这么着急，还没有完全熟透，只是母亲怕她月份再大就割不了了。

这次母亲累的这样，我心如刀绞。

“要生了？”王婶跑来帮忙。

母亲摇头：“还不到时候。”

她在雨里站了很久，等那阵疼过去，然后继续挥镰。

那天晚上，母亲发烧了。她躺在炕上说胡话，一会儿叫父亲的名字，一会儿说“麦子还没割完”。我打来井水，用毛巾敷她的额头。她的手在梦里还在做割谷的动作。

天亮时，烧退了。母亲睁开眼睛，看见我趴在炕边睡着，手里还攥着湿毛巾。

“飞儿，苦了你了。”她摸着我的头说。

我摇摇头：“不苦。”

其实苦。但我知道，如果我说苦，母亲会更苦。

收麦结束后，大伯又来了一次。这次是来送钱的——有人买了坡地上那棵老槐树，出价不低。

“反正树也不能当饭吃。”大伯说。

母亲没接钱：“树是他爹种的，留着。”

“留着干啥？等它老死？”

“等它长大。”母亲看着老槐树，“等孩子长大了，能用这树料盖房。”

大伯冷笑一声，走了。

母亲站在老槐树下，就像父亲下葬那天一样站得笔直。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连树都卖了，这块坡地就真的守不住了。

秋天，妹妹出生了。接生婆说，幸好生得顺利，要是难产，怕是凶多吉少。

母亲抱着妹妹，笑了又哭。这是父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流泪。

“飞儿，你有妹妹了。”她对我说。

我看着那个红扑扑的小脸，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拼了命也要守住地——有了地，妹妹就不用挨饿。

那年冬天特别冷，但因为我们收完了所有的麦子，粮缸是满的。除夕夜，母亲做了白面饺子，还破例炒了一盘鸡蛋。

“要是你爹在...”母亲话说了一半，停住了。

我知道后半句是什么。但我没问，她也没说。

吃过晚饭，母亲拿出父亲的照片摆在桌上。我们对着照片磕头。妹妹在炕上睡得正香，不知道这个晚上意味着什么。

开春后，坡地上的麦苗又绿了。母亲背着妹妹下地，我跟在后面。老槐树发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

“你看，”母亲指着麦田，“今年的麦子长得比去年好。”

我点点头。风吹过田地，一层一层的绿浪，像是大地在呼吸。

八岁那年我上学了，妹妹像个小跟班样每天跟着我，我放学后就会拉着妹妹去地里找妈妈，也会帮着她干些农活儿。

后来，我和妹妹都长大了，我们都很懂事，都懂得娘的辛苦，也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有好的生活。

娘没有刻意的教育和要求过我们，我们只是从娘的脸上看到了她刻在骨子里的坚强，她的坚强教会了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生活，怎么去做人，做事。

直到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母亲依然种着父亲留下的那些土地。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那个夏天的意义。那不是关于麦子，也不是关于土地，而是关于一个母亲如何用她流血的手，在儿女心里种下不屈的种子。

如今，老槐树已经参天，坡地变成了果园，妹妹的孩子都会割麦子了。但每次闻到麦香，我总会想起六岁那年的夏天，想起母亲在麦田里直起的腰，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人只要不倒下，总有出头的那天。”

而我一直记得，那天大伯大娘走后，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记住，这世上没有人能让你跪下，只要你的膝盖是直的，腰是直的，再难的日子也能挺过去。”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也正是母亲的这些话，时刻鞭策着我的人生，让我迈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的扎实，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