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厉以宁教授去世多年后，为何许多底层老百姓谈及他的名字总是满腹怨气呢？
1982年冬，首钢老炼钢车间的天车停在半空，炉火还亮，却没有材料可炼，工人站成一排，手揣在棉袄里，喃喃一句：“这活儿，怕是干不长了。”那一年，计划体制的沉疴已显，亏损、积压、缺料像雾一样笼着国企的屋顶。就在同一时段，北京大学校园里，41岁的厉以宁把一叠厚厚的讲义拍在讲台上，他提出：要让企业自己找钱、自己算账，“股份制是一条活路”。
很多人后来将1980年代的这番倡议视作分水岭。此前，企业是“国家孩子”，吃财政“大锅饭”，连澡堂子、幼儿园都要管；此后，产权、市场、股权这几个生涩的字眼开始进入政策文件。股份公司试点被批准，1990年上海、深圳交易所挂牌，原本躺在车间里等指令的厂子，忽然要学会看行情、算资产。效率确实抬头，一批企业挣脱束缚，大胆招兵买马，活力像闷热夜里的一阵雷雨，说来就来。
可车间里的师傅们并未立刻尝到甘甜。90年代中后期，“减员增效”四个字像红印章似的，盖在各地改制通知上。短短几年，全国两千多万名工人走出厂门，制服锁进柜子。有人接过区里发的《再就业优惠卡》，却踏破铁鞋也找不到合适岗位；有人干脆摆摊卖菜，遇到熟人只好讪笑。社保改革还没跑顺，原本包揽一切的单位解体后，医保、托儿、分房一并消失。
那时的“职工股”成了安慰剂。文件写着“工人持股不低于5%”，听上去公平，但股份不能流通，分红一年还不够买三袋面粉。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厂长们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几张纸、一枚公章就能把优质资产打包进新公司。连深夜排队领补偿金的老工人都看懂了这场游戏的赢家——“人家兜儿里鼓起来了，我们的铁饭碗砸了。”
中央层面并非没有兜底动作。失业保险金、“两补一扶”、再就业工程相继推出，可省际统筹未成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再加上年龄结构偏大，沪宁沿海的就业信息传到东北、内蒙古已是半年后。老工人蹲在劳务市场，耳边回响的却是十几年前的工资号子，“今天还跟得上不？”没人敢回答。
2000年后，话题转向乡村。厉以宁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到“待富者”——他认为农村仍有大片人群有待分享改革红利。随即，“土地流转”成为热词。文件希望通过集中经营提高效率，资本、合作社、龙头企业下乡，描绘出“亩产万斤、农民拿租金”的愿景。
然而现实并不轻松。许多农户识字不多，合同一叠足有三厘米，“能种地不会看字”的老汉只能依赖村干部解释。交地之后，每亩年租五六百元，远不及自己辛苦耕作的收入；若再碰上市场波动，资本方亏了拍拍屁股走人，田地却要等三五年合同期满才能收回。有人苦笑：“地成了别人的，天旱也轮不到咱操心，可吃饭钱也少了一半。”
城乡之间的鸿沟因此重新显影。城市里，社保体系经过多轮并轨渐有雏形，养老金省级统筹让部分下岗职工的账户稳定下来，可在村子深处，种田之外的技能匮乏，六十岁的老人再难进厂，缴费年限又缺口巨大，靠子女补贴度日成了常态。理论描绘的“共富”蓝图，需要更细的针脚才能缝补进每一张日常餐桌。
回头审视，股份制改革解决了产权不清的问题，证券市场打开了企业融资的阀门，民营经济随之崛起，这些无可否认。但转型节奏快于保障配套，留下的空当最终由最脆弱的人群去填补。经济学派对宏观格局的洞察无可厚非，只是当模型落到土壤里，变量便成了活生生的工人和农民。
“咱们那点股，谁敢卖？没几天就给稀释了。”这是黑龙江一位老钳工在2003年对街坊说的抱怨。类似声音此后多年里并未消散。改革带来的机会与苦涩并存，谁站在舞台中央，谁被留在幕后，成为许多家庭饭桌上的常谈。厉以宁的名字，自然也就与那些被迫改变命运的片段连在了一起。
走到今天，关于改革得失的争论仍在史书与记忆之间拉锯。若要回答“为何有人提起厉以宁仍觉窝火”，恐怕一句“利益受损”并不足够；那是一代人对安全感骤失的复杂情绪，也是对未来保障能否跟得上的反复追问。经济路标已经竖立，尘土中的脚印却还在找平稳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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