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如今律师属于高收入“金领”，而明清时期同样为诉讼出力的讼师为何社会地位却很低？
正德十六年春，江南某县衙门前人头攒动。鼓声尚未擂响，满身泥土的佃户、衣着考究的商客已在廊下排起长队，众人簇拥着一位手执鹅毛笔的瘦长读书人。有人低声催促：“先生，快替我写状！”他点点头，提笔蘸墨，三两行隽永小楷便跃然纸上。号称“词场先生”的他，正是此刻最抢手的角色——讼师。儒家讲“无讼”，现实却偏偏“多讼”，这种张力让讼师应运而生。
明初以来，田亩扩展、手工业兴起、白银流通，人口突破一亿，江浙、江西这些商业旺地最先热闹。田界争端、商贾债务、宗族财产，一桩桩纠纷逼得人们奔走衙门。朱元璋为了教民守法，曾令各地“张挂律条牛角”，但懂字义不等于能写状纸。八股文样的词章、六部格式的行文，一般庄户难以下笔，于是落第秀才们找到了新营生，替人执笔、查条文、教答词，聚拢成一支特殊行当。
轻微龃龉原本在祠堂里解决。族老排坐，几句裁断，拿板凳拍案即可翻篇。可一旦扯到田契、婚约甚至命案，当事人难免心虚。“若一语不当，挨板子的就是我。”于是讼师被请上场。有人在祠堂门口悄悄递来纸条：“先生，可否帮我把‘被打’写成‘被行凶’？”讼师低声回道：“笔下有度，你只管放心。”寥寥数语，轻伤顿时成“谋命”，对方立刻心惊。一支笔，左右输赢，这便是讼师的本事所在。
官府层面更须他们。敲登闻鼓、递状纸、上堂对答，每一步皆按程式。成化年间的江西吉安，日诉八九百起，据《吉安府志》记载，“累岁不能结”，最令县令头疼的恰是状纸堆成山。若无熟门熟路的讼师，案件根本开不了头。可他们的存在同时也被视作“放大纷争”的源头，连年繁诉让“息讼”口号显得苍白。
明清律例不遗余力地将“教唆词讼”列为重罪，杖责、流放乃至充军随时降临。一方面，县官最忌诉讼数字飙升，政绩看田赋与治安，打官司多了反成失职；另一方面，一些讼师确实喜欢添油加醋，“被欧曰杀，争财曰劫”，把琐案写出滔天大祸，借提成牟利。两重作用叠加，讼师声名日益灰暗，社会遂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讥。
把目光拉到今日，律师与讼师的距离并不只隔着四百年。两者同样靠文字与口才，却身处不同制度。现代律师须接受系统法学教育，通过统一考试，还负有必需辩护的义务；讼师则无门槛，全凭字纸铺子的师徒相授与个人胆识，说白了是“自由枪手”。欠缺统一规训，名声良莠不齐，也难获官方认可。
不过，不能忽视的是，讼师的出现昭示了传统社会正从纯粹的人治缓慢迈向程序化。普通百姓第一次可以借助半职业化的帮助，把自己的诉求变成正式文书，走进公堂。遗憾的是，国家对稳定的倚重、科举体制的挤压以及讼师自身操守参差，最终把这群人锁在法律边缘。清末新政引入西方法律教育后，律师制度逐步成型，旧式讼师渐失市场，只在县志轶闻中留下影子。
他们的身影早已散入尘埃，可那支记载民间疾苦的毛笔，曾经也微微撬动过帝国沉重的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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