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忽不定的中美关系：庚子赔款如何重塑中国教育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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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及其规定的巨额“庚子赔款”，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沉重而屈辱的一页。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份象征着国耻的赔款，其一部分的“退还”与定向使用，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独特杠杆。

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向国会提交咨文，请求授权总统退还中国一笔“宽宏的款项”美国通过退款决议。经过国会辩论，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联合议案，授权总统退还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和利息的部分，退款总额约1196.1万美元，并明确建议将此款项用于指定的教育目的。

第一次退款后，美国国内仍有声音认为退款不够彻底。经过进一步交涉，1924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决议，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总额约1254.5万美元。这笔款项的管理权被交予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至此，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法律程序和基本框架完全确立，建立了一套由中美双方共同参与（但美方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资金被严格用于指定的教育和文化事业。这笔“宽宏的款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深刻地介入并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催生顶尖学府：清华大学的诞生

在中美双方就退款用途达成协议后，清政府于1909年成立了“游美学务处”，隶属于外务部和学部，专门负责庚款留学生的选拔和派遣。为了更好地为这些学生赴美学习做准备，中美双方商定，利用部分庚款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1911年，在北京西郊一座名为“清华园”的皇家园林旧址上，清华学堂正式成立。其初始定位非常明确：一所为庚款留学生提供赴美前语言、学识和生活适应训练的预备学校。

清华的课程体系完全仿照美国的中学和大学预科，强调英语能力的强化训练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学生在这里接受全英文或双语教学，提前适应美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要求。

清华学堂从诞生之日起，其全部经费均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是名副其实的“庚款大学”。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再到后来的国立清华大学，庚款始终是其早期发展最重要、最稳定的资金来源。

清华大学经费独立、学术自主，有效地规避了军阀财政的干扰，可以安安心心办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标杆地位。

▲1935年，21名中国公费赴美留学生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合影

开启大规模官费留美，

奠定现代人才基础

清华学堂的建立，是庚款留学计划成功的关键一环。学生进入清华后，并非就拿到了“留学铁饭碗”。学校实行严格的考核和淘汰制度，只有在数年的学习中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者，才能最终获得公派留学的资格。

考试完全依据分数择优录取，竞争异常激烈。例如，1909年的首次招考，有600多人报名，经过初试和复试，最终仅录取47人，录取率极低。这种残酷的淘汰机制，确保了每一位庚款留学生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庚款留学项目从1909年开始，持续到1930年代末因抗日战争而中断，1940年代曾短暂重启，1943年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彻底终止。整个期间，直接受资助的庚款留美学生达约1400名，若加上由中基会等机构间接资助的学者和学生，整个庚款留学群体总人数估计在2500名左右。

庚款留学生群体以其极高的成才率和卓越的贡献，深刻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面貌。他们如同知识的火种，归国后在各自的领域点燃了中国现代化的燎原之火。例如：

●人文社科领域：胡适、梅贻琦、冯友兰、傅斯年、陈岱孙、陶行知、闻一多、赵元任、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蒋廷黻、罗隆基、费孝通、叶公超、陈鹤琴、戴修驹、倪征燠、吴贻芳、吴国桢 、张彭春、吴宓。

●自然科学领域：竺可桢、侯德榜、胡刚复、周培源、茅以升、秉志、钱崇澍、赵九章、顾功叙、张青莲、陈省身、龚祖同、杨廷宝、姜立夫、周厚坤、马大猷、李四光、黄万里。

此外，化学家张子高、农学家金邦正、数学家华罗庚、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等人，虽非直接庚款留学生，但其成长与清华和庚款学者密切相关。总之，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所有重要人文与科学领域的开拓者。

助力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与学科建设

1925年中基会成立后，退款资助范围大大扩展。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学府，均获得庚款资助，用于实验室、图书馆、奖学金与讲座教授等。

更重要的是，庚款留学生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人文与科学的第一代“梦之队”，他们不仅是杰出的研究者，更是现代学科的建设者。他们回国后，纷纷进入大学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中国现代大学中第一个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学系、心理学系等，开创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多个分支。

例如：胡适对新文学的开创之功；竺可桢创办中国第一个地学系，被誉为“中国气象学之父”；费孝通成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赵元任在语言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金岳霖则在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培养了一代哲学大家；林语堂也是庚款的受益者，他后来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化大师和作家。

此外，庚款留学生中的另一派，如哈佛毕业的吴宓，回国后主编《学衡》杂志，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形成了与胡适派截然不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场“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论战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篇章。

▲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汤用彤、吴宓

他们带回了最新的学科知识、课程设置、实验方法和研究范式，从无到有地构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文史哲“整理国故”与现代学术转型。比如，中国科学院早期院士约三分之一出自庚款留美群体。

推动科学研究、文化交流与社会思潮

中基会的资助，事实上超越了单纯的大学教育，延伸到更广泛的科学和文化领域。它资助了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早期科学研究机构，开创中国现代科研体制；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等专门研究机构，支持了地质调查、考古发掘（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等重大科研项目；同时，中基会还为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购置图书和设备，增进中国文化事业。

这些投入，为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文社科领域，庚款留学生同样扮演了思想启蒙和学术创新的核心角色。

例如：以庚款留学生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胡适从美国带回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高举“赛先生”与“德先生”两面大旗，倡导白话文运动，猛烈抨击封建旧道德和旧文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

▲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的胡适

而且，留学生带回的不仅是抽象的知识和思想，也包括了具体的西式生活方式、社交礼仪、消费观念以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强调。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城市精英和知识阶层中，引发了一股“西化”潮流，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精神面貌。

所以，庚款兴教不仅是一场教育和人才的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将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引入中国，引发了激烈的文化碰撞、深度的融合以及对国家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反思。

美国的示范效应：

其他列强效仿及影响

美国的退款行动起到了显著的示范效应，一战后，其他列强也纷纷效仿，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余额。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以及后来的苏联等，都相继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同意将庚款余额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或实业项目。

不过，其他国家的赔款用途相对较为分散和复杂，包括资助大学、留学项目、修建铁路、发展实业等，但其规模和系统性远不及美国，有时甚至具有极大的争议性。但总体而言，他们共同的影响是，退还庚款普遍用于资助教育，并且在资助对象上并未严格区分国立与私立，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

今天的我们，

应如何看待退还庚款及中美关系？

回溯百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这一事件，以其复杂的前因、精巧的机制和深远的后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天的我们，应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以及中国关系？

这是一个容易回答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容易是因为，这段历史清晰明了，只要知晓其中原委，就不难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难是因为，这其中牵扯的所谓历史屈辱、大国博弈与传奇故事，很容易混进一些无法消除的民族情感与宏大叙事，以至于我们通常很难把这件事看透彻、看明白，也摸不清中美关系的基本脉络。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的新著《飘忽不定：中美关系的历史考察》，从源头开始对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一一拆解，看清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

梁碧莹是谁？在美国研究领域，她足以比肩资老、钱满素。而具体到国人最陌生的“晚清、民国交往史”，她是世界级权威。

这是第一本从文明源头切入研究中美关系的力作。梁碧莹以独特的微观切口和深刻的洞察力，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透视。与其他学者不同，她把中美关系的起点，直接拉回到鸦片战争前六十年。

她说了一句很笃定的话：“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早在那一刻就已写就。后人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其实不过是在重复历史的节律。”看清这个节律，就能看清中美关系基本走向，以及历史上两国之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隐秘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