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现代人忧郁的根源是什么？

我认真生活

不是为了当个“有用”的人

《美国丽人》

前段时间，张雪峰的去世引爆互联网，而他生前留下的高考专业填报指南，仍旧在当下社会不断回响。

就业形势与AI浪潮逼迫人们一遍遍拷问自己专业的“用处”，考取一个又一个资格证，努力寻找一份不会被替代的“有用之用”。

然而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一味追求“有用”，正是现代人忧郁的根源。工具理性裹挟人们走在“最优解”的标准路径上不断自证资格，却失去了自由探索意义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规则和理性的普遍厌倦与日俱增。当一个号召打破一切规则的超凡魅力领袖出现时，积压已久的厌倦将迅速反弹，反噬整个社会秩序。

在《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中，杨照进一步借韦伯的理论指出，意义的残缺将导致社会的分裂，而人们却总以为是手段不够好，结果无法找到一条回到价值与目的、真正地去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路。

下面，我们摘取了本书关于关于“工具理性”的相关章节，一起看看现代社会中过度追求“有用”会导向什么后果；而作为个体，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最关键、最根本的是人要有勇气质疑。

下文摘自

《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杨照讲马克斯·韦伯》

01

工具理性：意义的丧失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理性过度发达，而且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有了不平衡的状态——工具理性压倒了目的理性。

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非常明确的工具理性，这份工具理性是用成本效率计算的。

电车公司花费这些钱改善电车系统，而搭车的多半是底层人民，他们依赖这个系统，但电车公司改善了系统，却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钱。

相对的，如果电车公司把这个钱省下来，即使拿其中的一部分支付意外产生的赔款，也还是划算。

这种情况下，工具理性凌驾于人们认为该有的对人命的关怀——也就是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

《摩登时代》

因此，韦伯在这里体会到非常强烈的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用货币精确计算出成本与效益之后产生的社会效果。这是经济联动到对社会所产生的一种根本心理理性上的改造。

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的关联在哪里呢？那就是当货币作为它的统一中介，没有货币就无法容易地算出修电车与不修电车何者更划算。

物品可以卖，服务也可以卖，接下来人的劳动力可以卖，那么再接下来，如人的精神与情感等还有什么是不能卖的吗？

这就是市场理性，纯粹的工具理性、货币理性不断地扩张，乃至于彻底改造了现代人的生活。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的社会，然而在工具理性过度发达之后，人们认知、理解的理性被工具理性取代了，因而忽略了理性应有的另外一面，即价值理性或者目的理性。

人们擅长用理性的方法安排所有的手段和工具，而忘记了目的、价值，忘记了人是用何种方式编织出这样的意义之网，让人可以安居在这张网中，并利用这张网把所有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诺玛·蕾》

如果包围着人所在的这张网只有工具理性，那么人就无法把这个世界中的纷纭现象整合成一个系统，于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感受开始分裂，并有了很多纷扰的漏洞。

而后，人们必须耗费很多精力再处理这样的漏洞，但又缺乏能真正解决、填补这些漏洞的基本能力与元素。因为人们总以为是手段不够好，才会掉到洞里，才会出现问题，所以就没有找到一条回到价值与目的、真正地去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路。

02

超凡魅力：甩掉理性的负担

一个过度清醒、过度理性的社会，会产生追求复魅的冲动。

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讲究程序、资格，只看人有没有通过固定的程序。因此，为了让自己的资格看起来比别人更有竞争力，必须在程序上消耗更多时间以完成它。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每天斤斤计较地追求的都只是工具、工具理性，也因此更容易被各式各样的复魅手段欺骗，包括那些打破所有规律、不受任何规矩约束的超凡魅力式政治权力者。

超凡魅力（Charisma）的作用是引动人的不负责任，即放弃自己去仔细地安排、思考所有的一切，放弃由冷静、理性带给人的责任。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太累了，有太多责任。

于是，在权力的应用上，出现了无法解释其迷魅素质的人，他号召人们：什么都不必管，只要相信我就对了。

一旦通过这种方式成功了，那个人就变成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

由于整个社会太过理性，引发了对理性的反动。那么，最能感动人、让人高兴的是：你可以不用在某个人说话时，那么仔细地随时检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中有哪些符合事实、有哪些偏离了事实。

超凡魅力型领袖最大的特色是现代社会基本逻辑的逆反。不能用现代理性社会中的理性方式反驳、推翻一个拥有超凡魅力的领袖。

也因此，这样的力量、因素变成了被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的隐忧，可能会造成现代社会的危机。

在由官僚体制的工具理性笼罩的社会活动中，人感觉自己不再像人。在那里，人失去了作为具体的人的性质，得不到尊重，也得不到发挥的空间。因而，人很自然地会有一种希望被认知的渴望。

于是，在权力的应用上，出现了无法解释其迷魅素质的人，他释放了本来被压抑、被埋藏的人们对社会规律的不满，也使人回到原本可以自由、自主选择的状况——不管是现实还是作为一种幻梦。

《乔乔的异想世界》

候选人与新闻业、新闻记者组成了另一种共犯：他们联合在一起，给人民提供了一种民主的假象。

正因为人们活在一个高度祛魅、高度理性的社会中，而且理性落实于官僚的不同规章中，使得规章比人大，理性比人大，这一切统统是人的主人。

但正因为实质上通过这种方式使人民处于理性的控制与宰治之下，反而更需要有这种幻象，让人民至少在选举时感到自己是主人。

于是，候选人和新闻业变成了合作的共犯。如果一位候选人说的越是天花乱坠，越是夸张，越是不负责任，那么他就越有机会让人民在被创造出的人民是主人的幻象中投他一票，因而他能当选。

超凡魅力的权威基本上是狂风暴雨。而既然是狂风暴雨，就一般来得急、去得快，很难一直维持现状而完全不向传统或现代理性官僚转型。

《一九八四》

这种超凡魅力的权力指向的是打倒既有秩序、既有官僚体制，这种革命的权力必须高于一切固定的规则。等这位领袖的权力高达一定程度，他就可以制定要求别人遵守的规则。

然而，他根深蒂固的超凡魅力的立场与以官僚体制为敌的立场此时就翻身过来，表示即使是他自己制定的规则，也不能规范他。

在这个过程中，目的理性逐渐地无法收拾这一切，最后只能依靠工具理性。

03

现代知识人的出路

用理性打败理性

人是活在价值系统中的，也是通过价值系统而与其他人形成了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义之网。而意义之网形成社会行动。

这种社会行动牵连了一部分人群，和自己在同一张意义之网中的就是自己人，它有一种集体性，你和这样的人具备团体中共享的意义之网。

每个人在其中都接受同样的意义，将其假定为自己必须严格遵守的承诺。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社会行动中化身为社会人，而不是自然人、个人。

今天绝大部分人在形成自己的知识的过程中，没有个人化的经验，很多人的知识都是听来的、捡来的、拼凑起来的。韦伯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它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知识。

如果什么内容经历了个人化的体验，它当然就会变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来自热情和工作，才能产生特殊的观点、想法。

这是一个人在个人体验的保障下对理性的应用，有了这种对理性的应用，才能排除在集体理性应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化。

《死亡诗社》

由理性创造的祛魅后忧郁的世界只有靠更多、更尖锐的理性，才能处理、解决。

知识让人没有理由继续保持天真。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也就意味着你没有理由看不到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行为的结果。

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事实，但不可能因为知道了就不行动，也不可能因为知道了，还能保持与不知道时同样的行动决定。

最关键、最根本的是人要有勇气质疑。我们要勇敢地继续运用理性质疑所有的价值、系统。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是一种“方便”的事实；而大家都容易接受的，是另一种“方便”的事实；大家都想要接受，并且如果有这样的事实会让听到的人开心的，也是“方便”的事实。

《浪潮》

韦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如果真的对知识的追求有诚意，那么这种“方便”的事实可以不说，而要勇敢地把所有别人不想听的、不想接受的，会让他们难过、不舒服的事实说出来。

另一个面向是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意见，并且在意见可能会被反驳的地方去表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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