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012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下降。自此，关于中国“人口红利”退潮的讨论便不绝于耳。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进程将显著加快，或迎来21世纪以来老龄化水平提升最快的5年，中国“未富先老”的压力日益显现。

人口红利消退就必然拖累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有关中国人口红利见顶、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的论调时有浮现，不少人简单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回落为由唱衰我国经济发展前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数量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结构红利换挡的深水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我国正迎来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人才红利爆发期。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 2026年3月28日，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前）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比赛。

“人口红利是一个阶段性现象。”陈建伟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了这一转换的必然性：过去十几年，中国年轻人口多、消费旺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强，就像大风天放风筝，风刮起来的时候风筝自然就飞起来了。但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保持年轻劳动力持续上升的状态。

“人口结构有其自身发展规律。”陈建伟分析道，当社会收入水平总体提升后，人口生育率会自然下降，随着人口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占比逐渐增长，过去的规模优势也会趋于平稳。与此同时，新的优势会显现出来。原来那些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年轻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带来的创造力和新的消费活力，构成了人才优势。

在陈建伟看来，中国从人口数量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结构红利换挡已在两个维度初显：一是以AI领域为代表的尖端智力密集型创新。年轻创业者凭借前沿算法和全球化视野，在硬科技赛道实现从跟跑到定义规则的跨越。二是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极客匠人型实业复兴。这标志着人才红利正渗透进传统制造，通过热爱驱动与专业极致重塑供应链价值，将中国制造推向品牌溢价的高端化。

“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背后离不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沉淀。”陈建伟表示，人才红利的释放，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巨大的市场规模提供底层支持，让人才有充分的试错空间，这也是中国人才红利释放的独特优势。

“张雪就是在中国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中成长出来的一颗硕果。”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表示。

在人才红利释放过程中，教育这一重要推力功不可没。当前，全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1年，高校毕业生每年超过1000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60.8%。

“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人才红利正在不断释放。”赵忠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中国自古以来就格外重视教育，这种文化传统和家庭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为中国积累了一支规模庞大、基础扎实的人才队伍。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义务教育的健全完善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正推动我国人才红利进一步释放。

陈建伟预判，“十五五”时期将出现人才效能的非线性、全行业的涌现。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将成为全球最活跃的高素质创新策源地。这种从劳动力总量向创造力密度的跃迁，正是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韧性的核心底牌。人才红利的加速释放也将直接对冲老龄化的负面冲击，重塑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绝对竞争优势。

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瓶颈不容忽视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人才红利在释放过程中也面临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适配等问题，即人才掌握的技能、积累的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未能相互匹配，甚至出现错配。

陈建伟认为，面对人才供需适配与AI技术革命的双重挤压，教育改革的核心逻辑必须从标准化人才培养转向创造力与适应力的模式跃迁，通过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协同体系来实现人才红利的二次爆发。

“单纯增加受教育年限已无法直接转化为经济产出，唯有打破学科壁垒、强化‘AI+专 业’的复合技能培养，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校企订单式、场景化育人模式，才能消除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之间的错配，将学历存量激活为真正的生产力增量。”陈建伟说。

除了供需错配，“未富先老”的压力也近在眼前，成为人才红利释放的隐忧。我国继2021年进入“老龄社会”，2022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加速减少。赵忠表示，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仍然充裕，但下降速度较快，需要早做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早在2004年就观察到，始于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演变为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这标志着中国经济不再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特征。

蔡昉撰文指出，户籍制度是导致一系列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根源性因素。一方面，该制度的排他性是基本公共服务和诸多社会保护机制未能实现全人群覆盖 的原因； 另一方面，直接受此影响的就业困难群体规模庞大，不仅包括农民工，还包括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在城镇之间流动的劳动者。

“如果外来人口、新成长劳动力、人户分离居民，或者因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差别因素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始终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和一体化便会受到损害，甚至可能造成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蔡昉在文章中写道。

赵忠认为，在顶尖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尚存在一些短板。首先，相比美国，我国高端人才市场仍不够国际化，对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其次，我国自己培 养的顶尖人才仍偏少，这涉及实验室条件、导师队伍、培养体系等多个方面。此外，我国顶尖人才流动存在隐形障碍。一方面各地出台大量吸引人才的政策，如住房优惠、人才补贴等；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优惠条件把人才套住”的矛盾。个别公司还滥用竞业协议，以限制员工的职业选择。“对专业化人才的使用不够专业化”同样值得关注。赵忠指出，很多人一旦成为某个领域的引领者，就会被赋予各种行政职务或社会职责，精力被分散。“以为人才是通才，这是不对的。”赵忠强调。

多措并举，释放人才红利

面对挑战，如何系统推进人才红利的充分释放？赵忠建议，在制度层面，要构建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包容的就业环境，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就业歧视，让劳动供给与需求得到更有效匹配。

赵忠特别指出，应对“未富先老”，最优先的是要充分用好现有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其中尤其需要关注从农村到城镇的务工群体，充分激发他们的劳动潜能。一是进一步改革完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他们融入务工地，增加他们在城市务工的时间；二是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

延伸至高新科技领域，陈建伟认为，同样需要营造包容失败、鼓励原创的科研氛围，并打通高水平引才的绿色通道，完善学科评价体系、吸引全球顶尖多元人才，将中国的人才密度优势彻底转化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胜负手”。

陈建伟从职场文化的角度补充道：“现在年轻人流行说‘老登’，这背后反映了职场老中青三代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包容的职场环境，不仅是观念的包容，更是制度、文化、经济的包容。要给年轻人提供‘干中学’的机会，而非仅依赖学历教育。”

完善兜底制度和过渡机制同样不可或缺。陈建伟特别强调，要让年轻人敢于试错，就需要有兜底的制度。社保制度、在职培训、终身教育体系等，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平稳地从学校过渡到职场，从职场A过渡到职场B。

制度之外，人才红利想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有足够强大的产业载体。“发展中高端产业链，是吸纳高素质人才、释放人才红利的根本出路。”陈建伟说。

陈建伟同时指出，不能让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都去从事低技能工作或进入灵活就业的“蓄水池”，这只是权宜之计。关键在于，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中高端产业链要充分发展起来，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吸纳就业的能力要足够强。通过从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产业的阵地转移，为人才提供高溢价的就业岗位，避免高学历内卷带来的资源浪费。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