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金论文 | 绿色金融如何加速发展中国家向能源革命的转型？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江苏省绿色金融高端智库）

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2000至2022年间绿色金融对63个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Lewbel（2012）和Kiviet（2020）工具变量方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并且这一效应通过绿色技术、人力资本和生态系统保护这三个渠道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效率更高、政治稳定、公众话语权与问责机制健全、法治水平较高、监管质量优良、腐败程度及自然资源开采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其能源转型进程更为顺利。此外，该效应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呈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总体而言，研究结果强调了发展多元化绿色金融资本的必要性。具体来说，制定清晰简洁的绿色项目规划、广泛传播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知识，是吸引绿色资金、确保能源转型可持续的关键；同时需建立监测评估机制，以防止绿色转型过程中出现“绿色漂绿”现象。

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环境危机的持续，与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消费密切相关。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75%和二氧化碳排放的90%，并满足了全球约85%的能源需求，这迫切需要对能源系统进行根本性重组。能源转型，即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过程，对于缓解环境影响、增强经济表现至关重要。然而，为环境保护调动资金是其主要障碍之一。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它指一系列用于引导环境保护的私人、公共、国内、国际和多边金融资源，能够为绿色项目整合资本投资与技术支持，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战略工具。尽管现有研究探讨了能源转型的诸多决定因素，但绿色金融的角色仍待深入探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检验尚显不足，并且以往研究在使用能源转型的度量指标上存在局限，也未能充分探索其传导机制。

研究贡献

第一，本文采用了一个能更全面反映能源转型复杂性的指标体系，该指数不仅衡量可再生能源消费，还捕捉了向低污染能源的渐进式转变以及利用新清洁能源发电的能力，从而拓展了关于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影响的研究。

第二，本文识别分析了绿色金融发挥作用的传导渠道，即绿色技术、人力资本和生态系统保护，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估算了各渠道的中介效应占比。

第三，本文率先分析了绿色金融、制度质量与自然资源开采之间的协同效应对能源转型结果的影响。

第四，本文的分析涵盖了不同的子样本，包括环境规制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这有助于提供更细致的见解。

研究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

表3展示了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影响的基准结果。第1列和第3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第2列和第4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绿色金融的系数均正向且统计显著。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每增加1%，在固定效应模型和Driscoll-Kraay估计下，能源转型分别提升0.103和0.0860个百分点（无控制变量），以及0.135和0.0776个百分点（含控制变量）。此外，稳健性检验显示，delta统计量大于1（见表3末行），表明结果受模型中未包含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对这一结果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气候政策倡议的核心。为了有效引导这些政策，绿色金融被用于促进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转型和支持生态项目的研发，而这些构成了能源转型的主要路径。此外，为增强韧性并鼓励环境可持续性倡议，绿色金融优先将绿色资金用于支持清洁能源的开发，例如建设能够产生清洁能源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园区。由于替代效应，化石燃料正被更有效、更清洁的能源所取代，从而满足了家庭和工业的能源需求，进而强化了能源转型。

2.中介效应分析

作用机制分析的结果见表5。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效应通过绿色技术、人力资本和生态系统保护这三个渠道实现。第一，绿色金融增加了研发投入和安全环境建设，从而强化了人力资本并鼓励生态负责任的行为。第二，它促进了绿色技术（如风力发电园区、太阳能电池板等）的建立和建设，这些技术可用于利用可再生能源并推动向清洁能源转型。第三，绿色金融通过增强生物承载力来支持生态系统保护，这保障了可再生能源的长期稳定性，因而生态系统保护的改善会促进能源转型。此外，Sobel检验和Monte Carlo检验的结果均显著，证实了上述中介分析的可靠性。具体而言，绿色技术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0%，人力资本为17%，生态系统保护为23%。

3.稳健性检验

（1）增加额外控制变量

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影响可能受到模型中未包含的其他变量的干扰。为应对潜在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本文在模型中依据现有研究加入了额外的控制变量，包括女性赋权、国家风险、政府支出和移民汇款。表6展示了相关结果。在加入这些额外控制变量后，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效应依然保持正向显著，证实了本文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此外，金融发展、女性赋权、不平等和政府支出与能源转型正相关，而国家风险和外商直接投资则与能源转型负相关。

（2）替换绿色金融的度量指标

本文以现价美元计的气候融资作为绿色金融的其他替代度量指标。表7报告的结果确认了正向且显著的基准结论。气候融资及其子指标——适应融资和减缓融资，均有助于能源转型。值得关注的是，减缓融资的效应更为强烈，其系数更大，为0.595。合理的解释是，减缓融资直接涉及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厂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这确保了新能源结构和替代化石燃料的发电能力的发展。而适应融资主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后果，其目标是增强人群的韧性并将人员和经济损失降至最低，因此其对能源转型的效应相对较弱。

（3）处理异质性问题：环境规制与收入水平

总体样本包含具有不同特征的国家组别，这可能引致异质性偏误。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依据环境规制水平和收入水平将样本划分为子样本。

关于环境规制，许多研究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是能源转型的促进因素。环境规制能够遏制如“漂绿”或道德风险等阻碍绿色金融用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行为。因此，本文探讨了在环境规制较强和较弱的国家，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影响。本文以环境绩效指数作为环境规制严格度的代理变量，根据各国研究期间的平均指数，以中位数为界分为规制较弱组和规制较强组。表8的第1列和第2列展示了相关结果。结果表明，在两个子样本中，绿色金融均促进了能源转型，但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国家，这一效应更为显著。这印证了环境规制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和消费来巩固可持续发展倡议的观点。

关于收入水平，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越高，其对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可能越大。同时，在人力、金融或基础设施资源方面更具优势的经济体，在实现可持续目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收入增长也可能加剧环境退化，从而减缓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相关结果见表8的第3、4、5列，从中可以得出三点观察：第一，在低收入国家，绿色金融的效应不显著；第二，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子样本中，该效应正向且显著；第三，在中高收入国家子样本中效应更为突出，这印证了可持续金融的资源理论。

（4）分位数回归估计

分位数方法能够考虑非均匀分布问题，通过评估不同转型水平上结果的稳定性来分析。表9报告了分位数回归方法在25%、50%、75%和95%分位点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所有分位点上，绿色金融的效应均正向且显著，更重要的是，随着分位点从低到高移动，该效应不断增强。这更清晰地表明，绿色资本越是增加，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就越有效。这些结果与强调需要动员更多绿色金融以实现环境韧性和清洁能源发展的既有研究是一致的。

（5）制度质量与自然资源开采的调节作用

表10展示了调节效应的结果，图7展示了边际效应。制度质量和自然资源开采在绿色金融与能源转型的关系中均有重要影响。就制度质量而言，结果表明，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对腐败控制的改善，均增强了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促进效应。这证实了良好的制度能收紧标准，从而放大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积极影响。就自然资源而言，绿色金融与自然资源租金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表10第7列）。当经济体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开采时，绿色金融与能源转型的关联变弱。这一结果可解释为，自然资源开采会在财政政策中制造漏洞和规避路径，可能导致治理体系失效，增加腐败、不稳定和脆弱性。因此，对自然资源开采的严重依赖降低了采纳和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绿色技术的可能性，进而削弱了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积极效应。

结论与建议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的有害影响，动员金融资源支持生态环境项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研究评估了2000至2022年间绿色金融对63个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Driscoll-Kraay估计、Lewbel和Kiviet工具变量法以及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绿色金融显著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基准回归和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均一致支持这一结论。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揭示，在能源转型水平越高的分位点上，绿色金融的促进效应越强。

第二，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促进作用通过三条传导渠道实现，分别为绿色技术、人力资本和生态系统保护。其中，绿色技术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人力资本占17%，生态系统保护占23%。

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环境规制较为严格的国家，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就收入水平而言，该效应在中高收入国家最为突出，在中低收入国家同样显著，但在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

第四，制度质量的各个维度——包括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及腐败控制——均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影响，即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放大绿色金融的积极效应。相反，经济体对自然资源开采的严重依赖会显著削弱绿色金融对能源转型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政策启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发展中国家应着力制定能够促进绿色金融资本多元化的激励政策。具体而言，需制定清晰且简明的绿色项目计划，并在社会各层面广泛传播有关可再生能源行业的知识，这对于实现可持续的生态转型是必要的。同时，亟需建立有效的监测与评估机制，以防范绿色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漂绿”问题。此外，上述措施必须辅以制度框架的强化，鼓励对绿色资本进行稳健管理，从而确保能源转型能够长期且富有成效地推进。

参考文献：Désiré Avom, Marie Christine Mbida Obe,How does green finance accelerate the shift to energy revo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Volume 404,2026,12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