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产力的进步只是让人更加劳碌，那么这种进步还有什么意义？

2026年4月28日，最高检部署的社会保障领域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相关案件4058件，制发检察建议3121件，着力解决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

检察履职中发现，部分建筑企业、中小企业存在欠保、漏保问题，甚至用商业保险替代社保，规避法定责任。

某煤矿解散后，2900余万元产能转让费被出资人私吞，拖欠59名员工500余万元社保，最终被检察机关督促补缴。

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同样不容乐观。部分快递、物流企业逃避参保责任，导致劳动者工伤后索赔无门，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排查线索，推动多地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大幅增长。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许昌的胖东来，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于东来在2023年的一场会议中透露，公司年营收超100亿，缴纳税收3到4亿，利润仍有3到4亿。

这家扎根地级市的零售企业，实行7小时工作制，管理层年休假达190天，基层员工也有140天。员工请假，管理层不得拒绝，无需编造理由，这份“松弛感”让其成为许昌继曹操之后的第二张名片。

线下零售行业受网络冲击，大润发等连锁超市纷纷关停经营不善的门店，胖东来却能逆势盈利。很多企业前去学习，回去后却只抱怨员工不够积极，从未反思自己给了员工什么待遇。

这不禁让人想起1929年的美国。当年，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大萧条，失业率飙升至25%，5000万工人失业，8.6万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关门。

大萧条的根源之一，是生产过剩与贫富差距悬殊。据《大萧条1929到1933年》记载，当时美国0.1%最富家庭的收入总和，相当于42%普通家庭的收入总和。

那时的美国劳工，每周工作超50小时，时薪最低仅0.15美元，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场景，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机械普及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只让老板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惠及普通劳动者。

危机中，福特汽车却逆势崛起，甚至催生了“福特主义”。福特将生产方式改为流水线，严格限制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日薪定为5美元，是当时同行的几倍。

福特的出发点并非良心发现，而是清醒地意识到，给工人高薪酬，他们才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给工人足够休息时间，他们才有精力消费，带动周边第三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管理学界有“福特拯救世界”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正是这一举措，让福特在大萧条中站稳脚跟，也给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一条破解困局的思路。

如今，我们依然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商品过剩、失业率上升、个人负债增加，大家都不敢消费。生产力的进步远超蒸汽时代，可生产过剩的顽疾，却依然反复出现。

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却常陷入“依赖出口、被人卡脖子”的困境。放14亿人的国内市场不用，反而依赖不到4亿人口的海外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失衡。

制造和消费，就像经济的两条腿，单靠哪一条都走不远。而消费的底气，从来不是靠银行分期的虚假繁荣，而是劳动者有稳定收入、完善福利，敢花钱、能花钱。

胖东来的成功，本质上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它证明，高福利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提升员工积极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底气。

员工不用为生计焦虑，自然会主动为公司着想，形成“员工开心、老板赚钱、消费者满意”的三赢局面。

有人说，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老板们都像于东来一样，善待员工。但这显然不现实，人类的悲喜从不相通，就像明末河南、陕西的农民流离失所，燕京官吏和江南富商却依然锦衣玉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理解的基础。

很多人以为，8小时工作制是1886年芝加哥罢工就实现的。事实上，直到193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以法律形式规定每周工作时长，打工人才真正获得制度保障。

这也恰恰说明，劳动者的权益，从来不是靠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而是靠制度的约束和保障。最高检的检察监督，正是在完善这种制度，让企业履行法定责任，让劳动者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生产力进步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让少数人暴富，而是让大多数人过上更轻松、更有尊严的生活。如果生产力提升，只让劳动者更劳碌、更焦虑，那这种进步毫无价值。

胖东来和福特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善待员工，不是慈善，而是最明智的经营之道；完善劳动保障，不是负担，而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石。

一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再亮眼，若没有全体国民的富裕作为支撑，也只是空中楼阁。

生产力的进步，终究要服务于人。让劳动者从劳碌中解脱出来，拥有休息的权利、消费的能力，才能真正破解生产过剩的困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生产力进步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