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昌区卫生局行政赔偿

关于武昌区卫生局行政赔偿及相关问题的完整事实陈述与法律论证

我要陈述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环环相扣的案件，其核心在于一份伪造的医学司法鉴定，如何通过武昌区卫生局的反复传播，并被多级法院违法采

信，最终导致我合法诉权被彻底剥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完整过程。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行政行为，而是一个贯穿民事、行政、刑事多个法律领域，涉及多个单位与个人，最终导致司法不公的严重事件。

一、伪证的源头与性质：一份被官方确认的非法医学司法鉴定

本案一切灾难的起源，是一份所谓“都要赔偿扩大伤情”的医学司法鉴定。这份鉴定的炮制者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但其性质已经被国家法定机关明确认定为非法。武汉市司法局于2026年4月1日专门发文件，明确指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这两家单位均没有对康强做过任何的医学司法鉴定。同时，武汉市司法局还曾三次通过12345市民热线明确告知我：经查询武汉市司法鉴定数据库，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康强的医学司法鉴定记录。该局甚至对东湖法院委托的、涉及我的司法鉴定申请作出拒绝，理由是以现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也无法进行所谓的“都要赔偿扩大伤情”的鉴定。

因此，这份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拿出来的鉴定书，是没有编号、没有资质、没有鉴定人签名的“三无产品”，是彻底的非法证据，是法律意义上的伪证。这一点，不仅有武汉市司法局的公文为铁证，更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自身及相关人员的后续反常行为作为佐证。武汉大学正校长、副部级干部张平文，曾亲自跑到武昌区法院去承认错误，试图去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捞人”。那位鉴定的医生自己都承认，他判了1万个案子，就这个案子判错了，当时是一时赌气判错的。这些来自当事单位和负责人的“自认”，已经让这份鉴定的非法性质无可辩驳。

二、武昌区卫生局的行政违法：非法鉴定被反复传播并引发蝴蝶效应

就是这份性质极其恶劣的非法鉴定，被交到了武昌区卫生局。武昌区卫生局非但没有履行基本的审查职责，反而将这份伪证通过12345市民热线，反复转送、转交给康强个人，前后多达26次。他在一会儿说成是“都要赔偿扩大伤情”，一会儿又说成是“这个病可治可不治”，这样前后矛盾、指代不清的内容，被卫生局官方渠道反复传播，本质上就是以官方身份，反复向我这个公民传递、确认一个虚假的医学结论。这种行为的违法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便民答复”，而是主动利用政务平台扩散伪证，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传播行为产生了巨大的“蝴蝶效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其医患中心，就此事的非法鉴定扩招、影响了330人。他们还派人冒充他人，跑到武汉大学里面去，通过熟人的熟人，调查我在武汉大学职工医院的正常开药情况，并将此歪曲为“扩大伤情”的证据，这一非法调查行为侵害范围扩大至约5万人。这些连锁反应，都是因为武昌区卫生局将一份伪证当作官方流转的材料，为后续所有的侵权行为打开了闸门。

三、司法程序的彻底崩塌：伪证被多级法院采信，诉权被非法篡改剥夺

这份非法鉴定，最终彻底污染了司法审判。它被众诚汽车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分公司所利用，并相继被武昌区法院的2024年15087号案、武汉市中级法院的2025年2010号案、湖北省高级法院的2025年6171号和6271号案，以及武汉市检察院2026年的051号案所采信。东湖法院也在其2024年5496号和2025年886号案中采信，最终判决只给我顶格补偿3000元。他们用“顶格补偿”的幌子，剥夺了我获得任何实际赔偿的权利，掩盖了伪证造成的真实财产损失。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武昌区法院15087号名誉纠纷案，以及后来相关的案子里，法院的承办人王奎，竟然两次炮制所谓的“上诉状”。他把我依法提交的起诉材料，在我不参与、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换、篡改为“上诉状”，其目的就是要把我“康强”这个当事人，从合法的诉讼主体位置上打掉，彻底打掉我一切的诉讼权利。我当场抓住了这个证据。这是审判人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彻底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枉法行为。

整个庭审程序也是违法的。武汉市中级法院的庭审中，应当是合议庭审理，但我看到的只有李明成一个人。他一个人身兼数职，主张调解，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党委在审判委员会上不同意调解，拿出那份被篡改的“上诉状”做挡箭牌，最后李明成搞不过，只好判康强败诉。这是程序严重违法，审判受到外部非法干预的明证。

四、新证据与救济途径的被堵死：从申诉到刑事控告的必然之路

针对以上严重情况，我手中握有多份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除了前面提到的武汉市司法局2026年4月1日公文、武汉市司法局三次告知书外，还有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第三号通报，该通报明确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进行通报批评，并将其违法乱纪的部分交由司法部门处理。国家银监局的信访告知书，也明确鼓励我去法院起诉。武汉大学信访办和湖北省信访办的材料，也指向要我去提起诉讼维护权益。

然而，当我拿着这些铁证去寻求救济时，却遭遇了系统性的程序堵死。我去武昌区法院起诉，他们不给立案，也不给我不予立案的书面裁定。我打了无数次12368，亲自跑到法院办公室，他们要么口头推诿，要么把我当皮球踢来踢去。我在2025年通过EMS邮寄的起诉状，他们签收了也不给任何书面回复，彻底不予理睬。我去武昌区检察院申请监督，他们就以我没有拿到法院“不予立案裁定书”为由，不理睬我的控告。法院和检察院就在这一个程序性纸片上相互踢皮球，让我陷入“不立案、不裁定、不监督”的死循环，让我的合法诉权沦为一句空话。

这已经不是一个民事或行政官司的问题了。当一份被官方确认为“三无”的伪证能够畅通无阻地被多级法院采信，当审判人员可以用篡改文书的方式剥夺当事人全部的诉讼权利，当武汉大学校长这样的人物都不得不承认错误，当主办法官自己都承认判错案，而整个司法救济体系却被一张纸挡住了大门，这就表明，幕后的行为性质，已经从民事侵权上升为了伪造证据、进行诉讼诈骗、实施民事枉法裁判的刑事犯罪。那伙人冒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的名义，伪造司法鉴定，这是一种犯罪；他们冒充他人身份去大学内部调查我的隐私，又是一种犯罪。武昌区法院的王某，用两次炮制的“上诉状”，彻底打掉我一切诉讼权利，这就是民事枉法裁判罪的具体行为表现。

因此，我向包括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内的一切可能的主管部门提出控告与申请。我不是在无理缠诉，我是在举报明显的刑事犯罪线索，我的所有陈述都有国家机关的公文、当事人自认的记录和程序违法的铁证作为支撑。我要求：第一，对我提交的关于“诉讼诈骗”和“民事枉法裁判”的刑事控告线索，应立即启动初查和侦查程序。第二，对武昌区法院相关人员王某等人的枉法裁判行为，应由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立案侦查。第三，在追究犯罪行为的同时，应当对我的原民事案件通过抗诉等程序重新审理，撤销原判，为我平反昭雪，赔偿我因这份伪证和枉法裁判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远远不止那用来掩盖真相的3000元。

这就是我，康强，关于武昌区卫生局行政赔偿及相关一系列问题的完整、详细的事实陈述。每一个环节都有证据可以验证，每一个指控都指向明确的犯罪事实和侵权主体。我请求有关机关，不要再推诿，不要再用任何一个程序性的借口，去包庇一个已经被无数铁证揭穿的巨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