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员任远入狱，半夜轻声唤醒狱友：求你动手，免受折磨

1944年，日军大牢。

一个浑身是血的地下党员，对身边的同志说：“拿那条毛巾绳，勒死我。”下属哭着摇头。

他说：“这是命令！”这条命差点就交代了。

可谁想到，几个月后，他不但活着逃了出来，还顺手借日本人的刀，除掉了一个大汉奸。

任远，冀东地区地下情报网的负责人。

1944年，因为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

日寇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是这一带情报系统的核心，只要撬开他的嘴，整个冀东的地下组织就会被连根拔起。

日本特务轮番上刑，打得他死去活来。可他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说。

日军暂时拿他没办法，把他扔回大牢。

同牢房里有一个他的下属，交通员李永。

看见浑身是血、昏迷不醒的任远被人像死狗一样拖进来，李永眼泪夺眶而出，扑上去接住他。

半夜，任远醒了。

他看看自己不成人形的身体，再看看一旁满脸泪痕的李永，轻声叫他：“永子，你过来。”李永凑过去。

任远指着墙上挂毛巾的绳子：“把它解下来，勒死我。”

李永愣住了，随即拼命摇头。

任远的声音虚弱却不容置疑：“我是你上级，这是命令。我活着，他们就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我死了，线索就断了。”李永颤抖着拿起绳子，在任远脖子上绕了两圈。

闭上眼，用力一勒。

任远很快窒息，失去知觉。

可他挨过太多次打，身体已经有了本能反应，挣扎了几下，弄出了声响。

狱卒冲进来，喝止了李永。任远没死成。

日寇得知他试图自杀，立刻把他转到单间牢房，日夜派人监视，连死的机会都不给。

接下来，就是日复一日的审讯，威逼利诱，什么招都用了。

任远身心俱疲，陷入绝境。

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想起在延安学习时，潘汉年讲过的话：“情报人员一旦被捕，不能只想着死，可以在监狱里继续斗争。

正面不行，就给他们假情报，用假情报换取生存机会，保护组织。”任远眼睛亮了。与其死，不如骗。

他开始装出“想通了”的样子，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一些情报。

日军如获至宝，立刻按他提供的线索去抓人。

果然抓到了“重要人物”——几个不是地下党，而是日伪军里早就被组织决定要清除的汉奸、叛徒。任远借日本人的手，除了内奸。

其中最漂亮的，是干掉大汉奸张爱仁。

张爱仁，伪山海关警备团团长，手上沾满鲜血。

他曾假意起义，骗日军进入我军包围圈，可随后又企图出卖我军。

两面三刀，恶贯满盈。

任远早就想除掉他，一直没机会。

这回，他对日军说：“张爱仁是我们的人，当年故意没把你们引进包围圈，就是他干的。

真正的‘卧底’是他。”日军信以为真，很快把张爱仁处决了。

任远不但没死，还靠“假情报”骗取了敌人的信任，生活待遇大为改善，从大牢搬进了独立院子。

可他心里清楚，这只是暂时的。

日寇迟早会逼他公开发表“投敌声明”。

真要发了，就算他不死，这辈子也洗不清。他开始谋划逃跑。

恰好，我党有两位同志潜伏在敌人内部，他们暗中协助任远，伪造了一份“滦煤矿矿物局急需运货”的公文。

一天夜里，任远趁看守不备，偷偷溜出厂区，爬上一辆运煤火车，在两位同志的掩护下，成功逃出了日寇的魔窟。

当他辗转回到根据地，见到老战友时，大家都哭了。

他们以为他早就牺牲了。

任远只说了一句：“我没死成，也差点活不成。可最后还是活过来了。”

任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刻，不是受刑，是让李永勒死我，那是我下的最艰难的命令。”

李永后来也成为我党的骨干。

两人多年后重逢，抱头痛哭。

李永说：“那一刻，我差点就成了杀死自己首长的凶手。”

任远握着他的手说：“你是执行命令。”

任远一生从事情报工作，功勋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

2012年逝世，享年93岁。

从被叛徒出卖、酷刑拷打，到绝境求死；从假意投降、借刀杀人，到虎口脱险。

任远用一场“百转千回”的谍战传奇告诉我们，情报战线最需要的不是蛮勇，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绝境里保持清醒的智慧。

“活着才能战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怎么活，得有脑子。”

这是任远晚年常挂在嘴边的话。

那一代地下工作者，许多没有扛过酷刑，牺牲了；许多扛过了酷刑，却没扛过之后的审查。

任远是幸运的，他不但活着回来了，还带着一颗完整的赤子之心。

他骗了敌人，可从没骗过自己。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