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士明：中美竞争的底层逻辑

光华EMBA体验课 2026

中美竞争

的底层逻辑

用思想力

寻找未来成功最优解

中美战略竞争不仅是国家的宏大叙事，也从方方面面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对企业而言，许多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产布局和发展方向；对普通家庭来说，这种影响可能反映在商品价格、就业机会变动或者出国交流上。这些看起来不大不小的变化，都和大国关系的冷暖起伏连在一起。

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中心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常务副院长范士明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名为“中美竞争的底层逻辑”的深度分享。

讲座围绕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底层逻辑展开，重点分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10年后中美关系转变的原因。范士明教授指出，中美关系已从冷战结束初期的互适、合作与互构日益转向对冲、对立甚至对抗，其背后深层原因涉及历史、结构、制度和观念四个维度。

01

历史逻辑

范士明教授首先梳理了百余年中美关系的脉络，寻找中美冲突的历史逻辑。

两国的负面历史记忆主要还是源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冲突对立。晚清时期，清政府曾委托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团出访欧美宣传开放变革，又推动幼童留美计划，凸显当时美国在洋务派“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中的独特位置。清末民初，政界、知识界许多人将美国的制度与文化视为变革图强的参照，最终与美国结成战时盟友。因此总体上，相较于中国与其他西方列强的关系，中美间的历史负面遗产并不突出。1949年以前的中美矛盾主要与19世纪后期美国排华、传教引发的观念和利益纷争以及中国争取美国外交支持而不得引起的失望、幻灭有关，也涉及美国的种族主义、救世情结等。

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对立与隔绝，构成了双方敌人意象的主要来源。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深刻嵌入了这段历史，其负面话语和形象影响延续至今。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失去了合作抗苏的战略基础，美国被视为“西化”、“分化”中国的言行，连同台海、炸馆、撞机等几次危机，持续激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反感，更强化了战略层面的不信任。这些层层累积的历史记忆，持续塑造着彼此的战略判断。

02

结构逻辑

如果说历史提供的是情感底色，那么国际体系和国内经济的深层变化，则为中美竞争注入了结构性压力。

所谓结构逻辑，首先指的是双方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地位的相对消长，以及这种系统性变化对中美关系的作用。范士明教授首先用几组数据勾勒了中美间的力量转移：中国经济总量从1995年世界第八跃到2025年升至第二，占美国GDP比重由不足一成提高到约七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早已超越美国。如今中国已是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也相应大幅上升。这种“东升西降”的趋势，引发美国学界、政界等对“大国政治悲剧”、“修昔底德陷阱”等战略焦虑，中国愈发被美方视为对既有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挑战，形成了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安全困境”。

其次，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和敌意。冷战结束初期，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中国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高潮，作为兴起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产品大量出口，而美国正转向后工业经济，进入信息时代，两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强烈互补关系。但近十几年，中国经济也快速转向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半导体等高附加值领域，双方日渐演变成同一赛道上的直接竞争。这自然加剧两国冲突。

从全球层面看，全球化退潮。过去十几年间，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表现相对乏力：俄罗斯经济因战争消耗正陷入困境，英国脱欧等因素削弱欧盟竞争力，日本陷入长期低迷，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力量位移显得更加突出。

03

制度逻辑

在制度层面，范士明教授认为，双方政治经济体制差异巨大，而且在诸多方面发展方向趋于对立。美国坚持分权、制衡，在联邦和地方层面采取多种分权，强调权力源自选举，崇尚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则是单一制国家，强调权力集中统一、战略规划与国家主导的发展，在重要领域实行“举国体制”。美方时常给中国贴上“非市场经济”标签，中方则倡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美国指责中国国企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支配地位阻碍外资进入，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扭曲市场”；中国认为美国大企业服务于资本利益，其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公平和正义方面行动乏力。

制度之争反映在双方的经贸冲突里，美国不仅要纠正贸易不平衡，还试图施加压力让中国放弃产业政策和削弱国企，而这是中国不可能放弃的“制度优势”。美国的分行业和区域利益集团也利用其分权的特点掣肘中美经贸关系。

制度冲突也产生外溢。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安全、发展等方面出现治理赤字，原有国际机制效能弱化；中国通过建立新的补充性国际制度，扩大在规则制定权上的话语权，倡导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推动建立的亚投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等等新型多边机制，被美方视为挑战既有秩序的“另起炉灶”。拜登政府更曾以“民主对威权”描述中美冲突，并组织所谓“民主峰会”，主动强化阵营划分。两国国际秩序之争显现。

两国政策和制度差异，根植于各自的国内政治结构和发展模式。如有的中国学者提到，西方的现代化，一种是英、美为代表的商业集团为主导的 “社会个体中心主义”模式；另一种德、日为代表的官僚机构为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中国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模式不仅与西方迥然不同，也较难以被其他国家复制。

04

观念逻辑

范士明教授认为中美两国最难以调和的部分是观念层面的深刻对立。

中美两国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迥然不同，但同时又都各自怀有强烈的“例外论”或“特殊论”。中国认为本国历史悠久、爱好和平、主张和平共处、从不侵略扩张或干涉他国内政，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多极化的促进者；美国自视为“上帝的选民”、自由的灯塔，肩负领导世界，推进民主、人权的普世使命。

双方对于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理解全然不同。美国梦突出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强调国家为个体提供阶层流动的机会而不是“扶贫”；中国梦则侧重民族复兴与集体成就，主张个人理想融入、服务于国家事业。中美两国在国情、文化、观念上存在差异，虽历经长期交流，核心价值仍然难以相互兼容。康有为早有名言“本源不类，精神皆非”，梁启超等也断言中国无法实行美式民主共和制度。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集中反映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类似文明冲突的讨论时而泛起。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曾公开使用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攻击中国。这种观念鸿沟已成为战略互信难以建立的根本障碍。

在逐一剖析四个逻辑之后，范士明教授在讲座结尾总结道：今天的中美冲突早已超出单纯的利益之争，它交织着历史记忆的叠压、权力格局的重组、制度路径的竞赛和文化价值观的深层碰撞。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依然深度相互依赖，共同走向数字时代，在新的环境下展开全面竞争。这场冲突将是两种发展道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长期竞争。

讲者简介

范士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常务副院长。长期从事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等工作。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讲授“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研究”以及“国际传播政治学”等课程，研究领域主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形象、认知、舆论和传播。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等访学、研究、任教。

来源 |北大光华EMBA项目

审阅|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