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雪中送炭的良朋好友

文︱沈西城

黄俊东和胡菊人是我一生当中的最大恩人，然而一个一个离世矣，在荆棘文林中，只剩下我一人。

写作超过六十载，迄今无大成绩，可滋润了我的灵魂，勇敢前行。写作难致富，却能添秀气，招来相知的朋友。

我十二、三岁时开始投稿报章的学生园地、《青年乐园》《中国学生周报》《天天日报》学生园地，其中《天天日报》给予我最大的鼓舞。六七暴动，我投的小文意外地得到主编沈彬先生的赏识，在文末批注——“沈西城同学，我很欣赏你的文章，盼你以后能多来稿。”登时令我勇气大增，雄心万丈，若没有沈先生的赞许，日后哪会有沈西城这个小子？

中学开始向报纸副刊投稿，这真想大了头，要知那时副刊壁垒分明，门禁森严，岂是一般人所能闯者，我的稿子自然一一投篮（意即被扔弃，投进废纸篓）。幸好有一张《明灯日报》，日日小说丛版欢迎投稿。不管三七二十一，投了一篇署名白芦仿依达（依达是当时香港名作家）的爱情小说，很快给刊了出来，赚得到廿二元五角稿费，不胜雀跃，遂连续投稿，篇篇俱刊出，站稳了阵脚。又想到连续投稿，总不能只是一个笔名，单一形式，心里有了计较：白芦爱情、洛人奇情、欧阳怀园鬼故、陆奇欢场、不败书生武侠。这一来，一个月总有七、八篇发表，稿费收入有二百多，足够我消遣。

这时生活逍遥，灯红酒绿，弦竹不断。离不开《明灯》老总吕永的关顾，他是粤剧撰词人、歌星吕珊的父亲。报馆在北角七姊妹道东建大厦，离我家很近，我每早上学，顺手把稿件放入信箱，连邮费也省回。某日上报馆领稿费，吕永好奇地望着我：“小弟弟，你是不是代爸爸来拿取稿费？”我维维否否，他笑了笑，笑容永烙在我心田。

从通俗小说转向纯文学

人望高处，开始厌倦通俗小说，欲向纯文学之途发展，其时，香港最出名的文学杂志是《纯文学》和《当代文艺》，后者主编徐速先生，就是名著《星星月亮太阳》的原作者，我用尽心思写了一篇投去《当代》，数月过后，毫无信息。复投一篇，仍然石沉大海，沉不住气，一个下午，跑上旺角金轮大厦《当代文艺》编辑部，接见我的是一个中年妇人，雍容华贵，声音和暖，后来才知道她便是徐速先生的太太张慧贞女士，她微笑说：“叶先生，你的文章徐先生看过了，有点新意，只是文笔仍有沙石，你回家里修饰一下，好不？”改了再投，石沉大海如故。我心往下沉（罢了罢了！斤两不够，何苦自讨没趣！）再也不敢投稿《当代》。

后来，母亲送我往日本读书，在日本，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日本的通俗小说、研读纯文学，尤其是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的小说、福永武彦、五木宽之的散文，我是通篇细看，认真咀嚼学习。回到香港写了一篇《尸骨》，再投《当代》，皇天不负有心人，这回刊出来了，证明日本之行并无白费。

重回香港，我遇到一生挚友《明报月刊》编辑黄俊东。他把我翻译有关日本文化的文章转交主编胡菊人，陆续予以发表，很快我就稳定了生活上的波动。可以说，黄俊东和胡菊人是我一生当中的最大恩人。另外黄俊东还介绍我认识了刘以鬯先生，得其助，开始在《快报》副刊写一些小文章。

鱼网渐渐撒向其他刊物，翁灵文世伯把我推荐给《大成》主编沈苇窗先生。《大成》是掌故大本营，老一辈优秀作家全握在他手中，陈存仁、陈蝶衣、林熙、岳骞……皆是掌故名宿。我年纪最轻，敬陪末座，抱著学习的心情，从日本杂志方面掇拾资料，写成各类掌故，其中最引起回响的，就是李香兰传。看过李香兰传，翁伯伯取笑我说：“关琦，你也是传奇呢，《大成》从来没有过这么年轻的作者！”听得我心花怒放，灵魂上了天。

倪匡曾想推荐我到明报

这处，不得不提查良镛先生，当初我为《明报》副刊写文章，自以为是得自蔡炎培诗人的臂助，诗人醉态可掬，叹口气，说道：“西城，我哪有这个力量，咱《明报》副刊的文章，一定要经查先生法眼，我只是小校对！”语调凄凉。我这才知道给我机会的人竟然是金庸。倪匡曾想推荐我到《明报》工作，查先生说：“小叶有点才气，但坐不牢，还是写稿吧！”嗣后，我把明系所有刊物都写个遍，可还是有点儿别扭，为啥不容我进《明报》的门呢？到现在，才醒觉金庸的用人之明，太了不起。《明报》工资不外四、五千，我的稿费每月收入逾一万，这岂不是优待我吗！脱帽致谢！

天道无常，上述各位良朋好友都一个一个离世矣，在荆棘文林中，只剩下我一人。负戟独彷徨，我感到无比的寂寞、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