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充不上绿电，卡点在哪里

来源：第一财经

“电车充不上绿电，就难称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不久前，某车企董事长在产品发布会上的发言，将舆论关注点引到了电动汽车驾驶阶段的能源和碳排放问题。

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8.8%，成为电力需求侧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一个连接交通与能源的新型用电主体，正在快速成型。政策层面，《关于促进新能源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明确，新增用电主要由新增新能源发电满足，《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提出“推广绿色充电桩，支持新能源汽车充绿电”。可以说，充电基础设施不再只是交通配套，而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一环。

从电力系统角度看，电动汽车的负荷特性使其具备消纳绿电的条件和意义。其充电需求在时间上具有天然灵活性，充电时间可以在价格或策略引导下发生转移，用户对价格信号又较为敏感，因此充电行为可被价格波动引导，从而与风电、光伏的出力节奏形成潜在匹配。这意味着，如果引导得当，充电桩可以成为电力系统的“柔性海绵”：在光伏出力高峰或风电富余时段吸纳电量，缓解弃风弃光；反之，如果充电行为无序叠加在高峰，则会放大电网的峰谷矛盾。

更独特的是，充电桩直面终端消费者。工业负荷体量巨大但远离公众，而充电行为连接着数以千万计的车主——每一次插枪，都是一次潜在的能源选择。这种人人可参与的特征，使充电基础设施在理论上成为连接公众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入口。

可以说，让电动汽车用上可再生能源，对于中国能源转型来说具有两重意义：直接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以及加速中国公众对能源转型的认知和参与进程。

然而，笔者在与多家充电运营商的交流中发现，充电基础设施大规模消纳绿电，并没有想象的顺利。在行业人士看来，问题不在于技术不可行，也不在于资源不足，而在于一个更基础、更难撬动的环节——终端用户对绿电的主动需求仍较为有限。

例如，公众习惯将“电动车”与“绿色出行”划等号，又将“绿色出行”与“零碳”挂钩，很少进一步追问电力来源本身。如果电动车在使用阶段的电力来源是煤电，那么只不过是将尾气排放从城市道路转移到了发电厂的烟囱。正因如此，有企业直言实现行驶阶段零碳排的路径，是“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即绿电。但电力属性这一关键变量在现实的充电行为中几乎是隐形的。绝大多数用户在选择充电站时，并不会自然地思考“我充的是什么电”，更极少有人会主动探究电力来源的属性差异。即便少数用户产生了兴趣，也往往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在用户没有充分的知情权，也缺乏实际选择权的环境下，是否使用绿电难以成为一个可以被感知、被比较的消费维度。

认知缺失直接导致需求缺位。在“绿电充电”这一场景中，需求端的动力仍需被激发。一方面，大多数用户对绿电的理解仍停留在模糊概念层面，风电、光伏、水电之间的差异，以及电力结构如何影响碳排放，从未进入日常决策体系。另一方面，即便少数用户具备绿色用电意愿，但市面上的充电服务商要么不提供可再生能源充电服务，要么即便采购了绿电也不对用户披露、不提供可选的充电方式。当一种绿色属性既不可见、也不可选时，它就无法转化为真实需求。若没有需求，就不会形成企业竞相采购绿电的趋势。

需求缺位则直接影响了整个行业的行为逻辑。当前充电行业竞争激烈、利润空间有限，对于绝大多数充电运营商而言，引入绿电往往意味着满足额外的要求，以及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与潜在成本。即便是那些具备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资质、有能力买到比火电更便宜绿电的头部运营商，也对电力成本极为敏感。如果在绿电上的投入无法被用户感知、无法转化为流量或溢价，那么绿电就难以成为一个具有持续性的商业选项。更关键的是，成本无法沿着产业链有效传导。在理想状态下，应存在一条清晰的价值链条：用户偏好绿色消费、市场形成选择倾斜、企业获得回报、进一步扩大绿色供给。但现实中，这条链条在起点就已经中断——用户没有明确偏好，企业看不到回报，绿电供给自然难以规模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行业中的相关实践，多停留在示范项目层面，零星存在，靠补贴得以为继，却难以扩展。

如果将视角再拉远一步，可以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落差：一方面，中国可再生能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风光装机规模不断刷新纪录，电力系统的底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另一方面，公众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理解却并未同步更新。“认知滞后”似乎并不影响现实运行，但这种脱节，至少意味着一种被错失的机会。

这种认知缺口值得警惕。随着电网可再生能源比例不断提高，电力系统对调度能力、系统灵活性与稳定性的要求也随之增高。一旦电力系统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波动甚至故障，公众如何理解这些事件将直接影响能源转型的社会基础。2025年伊比利亚半岛大停电事件是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案例。事后复盘证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电网电压失控导致的连锁反应，本质上是系统调节能力与运行管理问题。但舆论简单归因于风电和光伏靠不住，甚至上升为对高比例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质疑。这些分歧本身也揭示了深层的问题：一旦电力系统出现波动、技术层面的系统性问题，容易被转化为对“新能源是否可靠”的直觉判断，从而在舆论层面放大对可再生能源的不信任，在能源转型的关键阶段放大不必要的阻力。

在这一背景下，充电基础设施的意义需要被重新理解。它不仅是连接交通与能源的关键节点，也是极少数连接公众与电力系统的“可感知接口”，是缩小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公众认知之间差距的绝佳案例。让充电基础设施更多消纳绿电，不只是对需求侧的优化，更是一次将“电从哪里来”带入公众日常生活的机会。当用户在一次次充电中，开始意识到电力来源的差异，能源转型才有可能从抽象的系统工程，转变为可以被理解、被参与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动“电动车充绿电”，不仅关乎减排效率，也关乎认知的建立——而这，或许正是当下最容易被忽视，却很关键的一环。

（作者系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