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将莫如相：周恩来与刘亚楼（上）

文/钟兆云

具有领袖风范的周恩来，从革命之初就一直从事领导工作。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许多优秀的将领就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就是其中的一位。从土地革命时期，刘亚楼就在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手下干革命，周恩来对这个满腹文采、精明干练的勇将亦是钟爱有加。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精心安排下，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从此，做事果断、有勇有谋的刘亚楼为新中国空军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自己全部的辛勤和汗水，并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在这些耀眼功绩的背后，也浸透着周恩来的无限关怀。

刘亚楼将军病逝后，周恩来曾痛心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刘亚楼与周恩来的将相之交，尽在此言中。

师政委直陈己见，总政委虚心纳谏

1932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率红军东征漳州胜利返回中央根据地后，蒋介石急调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就在红军上下全力以赴投身战役准备时，中共临时中央一纸电令，撤去了毛泽东所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改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接任。在红一方面军召开的“北上作战，保卫苏区，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誓师大会”上，主持大会的总司令朱德向大家介绍了新任总政委周恩来，然后请周恩来作动员报告。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红11师政委刘亚楼虽然和大家一样鼓掌欢迎，但内心总是有一层疙瘩。战前易帅，为兵家之忌，何况刘亚楼从内心拥戴毛泽东，现在毛泽东竟被“左”倾教条主义者给换了下来，他怎么也想不通。

周恩来的讲话简明精要，有的放矢。他以“知己知彼”的方式介绍了敌情，分析了红一方面军历次反“围剿”的经验后，提出了利用已有经验、发挥红军优势、紧密依靠苏区军民粉碎敌人“围剿”的总体思路。他打着手势，豪情满怀地说：同志们，只要我们坚持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运用毛泽东同志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等作战方法，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

听完周恩来所作的动员报告，刘亚楼觉得他在军事方面很在行，心里头原先由“易帅”引发的不安和不祥之感随之消失了。在他和师长刘海云的指挥下，红11师指战员志气高昂，积极投入战前准备。

但实际情况并不像刘亚楼想得那样简单。1933年2月初，临时中央命令红军“猛攻城防”“先攻南丰”。南丰城东临城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城内外均构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敌第8师6个团在城内防守。刘亚楼率红11师浴血攻城，敌军依据险要工事，死守待援。红军连续攻打6天，虽攻下一些外围据点，但进展不大，自身伤亡却较重。这时，又传来了敌总指挥陈诚指挥中路军兵分三路向黎川和广昌推进、驰援南丰的消息，而红军却在此拼消耗，刘亚楼心急如焚，径直找到军团长林彪，红着眼说：军团长，南丰强攻不下，看来得另想办法。

林彪也红着眼，不过他却还想攻南丰，他拿出临时中央的命令，说：中央要我们猛攻南丰，虽有损失，亦有所惜。攻取南丰的计划，是经中央局全体通过，非执行不可的。

◆刘亚楼

刘亚楼一时说服不了林彪，只好怏怏而回。第二天，他正在前沿阵地视察部队，忽然看见军首长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也来到了阵地上。刘亚楼心头一振：这不是向最高首长陈述自己观点的好机会吗？

第一次和周恩来面对面说话，刘亚楼就如实地汇报了部队目前并不乐观的状况，大胆地谈了自己撤围南丰、另想办法歼敌的想法。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边听边思考着，一直没有打断刘亚楼的汇报。待刘亚楼讲完，他才连声说：值得重视，值得重视！

无疑，来自第一线指挥员刘亚楼的意见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加上朱德、刘伯承也有同感，很快就改变了既定的作战部署，作出了撤围南丰、寻机歼敌的决策。

不久，一次战机终于被捕捉到了。2月27日和3月21日，红军先后在黄陂和草台冈地区，取得了两次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歼灭敌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由于周恩来和朱德坚持和沿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猖狂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又草草收场了。战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疼。”

◆1933年，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这是朱德正在向红一方面军战士讲话。

刘亚楼过人的军政素质和过硬的军事作风，为周恩来所注目，而周恩来的形象在刘亚楼心中更是日益高大起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6月初，中革军委下令对一方面军进行大整编(江西藤田整编)，取消军的指挥领导机关，成立大师大团制。原1军团所辖第7、第9、第11师与第22军合编为第1、第2师。每师3个团，刘亚楼被任命为2师5团政委。

宣布命令后，周恩来和聂荣臻问刘亚楼对由师政委改任团政委有何意见。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我个人没意见。5团基本上还是11师那支队伍，人数并没减少，该做的工作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再说，徐彦刚同志当过军长、军团参谋长，现在来2师当师长；胡阿林同志早就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委员，现在来2师当政委，他们在师里工作，会把部队带得更好。

周恩来对刘亚楼的回答赞许有加：我们共产党人，只图革命发展，不计个人名分。何况这次整编，是中革军委为适应部队作战采取的一次重大措施，整编后，部队充实了，指挥集中了，有利于作战。

刘亚楼首任政委的红5团，由于能征善战，各项工作都做得好，在8月1 日藤田大检阅时被树为标兵——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5团”。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授旗仪式上说：模范红5团是全军的模范。但你们不能骄傲，要一直当模范，当到把国民党军队彻底消灭。到中国革命战争最后胜利了，你们还要当模范。这就是我对你们红5团的赠言。

◆刘亚楼

不久，刘亚楼改任红2师政治部主任，稍后又升任师政委。

长征途中，刘亚楼先是担任红2师政委，继而任红1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基本上都是先锋大将的重任，刘亚楼率麾下将士历经无数次大仗、硬仗、恶仗，为大部队趟开了一条血路，深得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赞许。

黑土地纵横驰骋，打天津火线请谏

1938年下半年，抗大教育长刘亚楼等一批红军将领，受派前往素有“苏联红军大脑”之称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次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骑马摔伤的右臂，并特地看望了中国学员。他听了刘亚楼的汇报后，又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夸赞之余，鼓励他继续狠下功夫，把战术理论学到手，在今后发挥作用。

◆1940年初，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刘亚楼等人合影。（前排左起：任弼时、陈琮英、周恩来，后排左起：蔡畅、陈郁、杨之华、刘亚楼、孙维世、邓颖超）

1945年8月，刘亚楼跟随苏联百万红军回到东北，随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四野参谋长，协助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并参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林罗刘”威名天下扬。对刘亚楼的大将之才及其回国后的出色表现，远在西柏坡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周恩来是相当倚重和满意的，西柏坡发给“林罗刘”的电令，就有不少是周恩来代中央军委起草的。

在平津战役中，中央军委原定战略是“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即西(北)面打新保安、绥远、大同，东(南)面打塘沽、大沽、芦台，然后再对北平、天津之敌包围歼灭，“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沽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按此部署，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是关系全局的两着棋，“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了，就全局皆活了”。刘亚楼亲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前线指战员的意见后，认为不宜打塘沽，以夺取天津为好。

在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何况这还是出自军委的计划，确非寻常之事。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方指挥员留任何商量的余地。但刘亚楼以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回司令部后向林彪直陈己见，得到林彪首肯后，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他的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建议先不打塘沽这头而打中间，“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刘亚楼在天津指挥前线作战。

毛泽东看了这份对中央所定计划作了重大调整的建议性电报后，一点即通，马上改变原先的部署，他当时就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战条件会那么恶劣，部队的试攻吃了亏，真是“知之非难，行之惟难”呐！周恩来也很有感触地说：前线指挥员很聪明，对塘沽先试攻一下，没打莽撞仗，不然损失就更大了。林彪、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着妙棋，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

1948年12月29日23时，也就是刘亚楼电报发出12小时后，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塘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翌年初，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以29个小时攻下华北重镇天津，创下了解放军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城市攻坚战，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大加赞赏。平津战役结束不久，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并为此成立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组成的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3月初，刘亚楼亲自抽调精锐部队133师由津入京，并改为160师担负中央警卫，旋于20日又派四野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汽车团(有300多辆各型汽车)，分头从北平和天津驶往西柏坡迎驾。为了确保安全和万无一失，3月21日一大早，罗荣桓和刘亚楼又在下榻的北平饭店紧急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中央领导机关从涿县到北平的沿途警卫任务。

◆1949年，刘亚楼（右一）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在南苑机场合影。

3月24日一大早，刘亚楼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党中央、毛泽东进北平。在阔别多年之后，刘亚楼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熟悉的中央首长，激动万分，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毛泽东哈哈大笑地握着自己爱将的手，对周恩来等人说：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路护送中央五大书记进北平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西苑机场，为下午的阅兵仪式作准备。在阅兵总指挥刘亚楼的精心组织下，西苑机场阅兵隆重热烈，盛况空前。面对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眼角不禁有些湿润，这是他们以沧桑巨变中胜利者的身份踏上北平的土地，今后这里将是新中国的心脏，将是他们永久的家。

中南海点将英雄所见略同，刘亚楼组建空军不负众望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不时受到国民党空军的袭扰。毛泽东睡得不香，他强烈感受到了来自天空的威胁，作出了建立空军先于建立新中国的决定。为此，毛泽东提笔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了封信。

建立空军，无疑也是新中国未来总理神往而苦恼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位理想的空军统帅。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新军种，揭“天幕”的人，非要有勇有谋不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周恩来的脑海里对群星耀眼的高级将领筛选了一遍又一遍后，浮现出个头不高却干练潇洒的“洋八路”刘亚楼来，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非他莫属！周恩来心中初定人选后，来到丰泽园，和毛泽东共同商讨该怎样揭开那充满诱惑而又无比沉重的天幕。

◆刘亚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也认定刘亚楼是组建新中国空军的最合适人选。因为组建空军需要苏联“老大哥”帮忙，刘亚楼留过苏，会俄语，掌握了一些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既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解放军一整套优良传统，回国后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当然还不止这些。刘亚楼满怀对革命的忠诚，文化程度较多数将领高，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具有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才能，坚定、远大的政治眼光，周密认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不但能征善战，而且善于大刀阔斧地开创工作，锐意创新，军政双全。能很好地带兵、建设部队。所以，由他来接这副重担是再合适不过了。

由四野参谋长改任第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受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目光炯炯，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说回去后你必须马上做的，是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和领导机关组成的方案。

7月底，周恩来传达中央关于刘亚楼离开兵团于8月1日出发赴莫斯科谈判的决定，然后亲切地说：代表团要增加你的妻子翟云英同志。

◆1949年8月，刘亚楼赴莫斯科与前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事宜。右二为刘亚楼，随行人员有：王弼(右三)、吕黎平(右一)、翟云英(右四)、张学思(左二)，以及翻译沙洛夫(左一)。

原来，得知刘亚楼要赴苏的消息，妻子翟云英一心希望能和他一同去。一来她太想看看久别的俄罗斯故乡；二来想在苏联根治战争年代落下的病；三来也想打听一下她舅舅一家的下落。可刘亚楼却以“公私不分”为由拒绝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周恩来知道了，于是他亲自给翟云英批了“路条”。对于周恩来的关心，刘亚楼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10月18日，刘亚楼从苏联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他。刘亚楼详细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中央认为，与苏联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命即将下达，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已经发出，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中央给予优先保证，马上拨出。下面，就需要你们紧锣密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看看还有什么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一向干脆利落的刘亚楼站起来坚定地回答：大的问题主席和总理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一定要唱好唱活这台戏！

可以说，刘亚楼是抱着一柄尚方宝剑走出中南海的。原本就有一柱擎天气魄的他，如今更是气宇轩昂，对推动红色雄鹰迅速腾飞信心百倍。

按协议，初建的6所航校，每校应配40名翻译，但当时每校仅有十二三名翻译。为保证6所航校开学和开飞后，800多名苏联专家能够顺利地开展教学工作，刘亚楼和空军几位主要领导联名上报中央军委，请求予以急调一批俄文翻译。此事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妥善解决。

1950年1月，刘亚楼跟随周恩来访苏商请苏联派出空军部队、协助加强上海等地防空以及帮助组建中国伞兵等问题。

面对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福州、广州等沿海要地的轰炸、袭扰，毛泽东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周恩来对刘亚楼寄予厚望：要很快地把航空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在此基础上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部队。

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建立不到一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猝然爆发。战火很快就从空中到地面不断向鸭绿江方向蔓延，侵略者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有恃无恐地拍响了新中国的国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洞察了“战争贩子”的企图，虽然新中国自身背着一大堆复杂的难题，但中央领导人本着国际主义立场，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连续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国防问题。

这两次国防会议，同时高度重视空军问题，授权刘亚楼对改装、训练和接收苏联飞机，迅速组建中国空军问题，提出具体方案。

麦克阿瑟对新闻界夸下海口：我们的空军会使鸭绿江血流成河。开门与拥有原子武器的世界空军强国交战，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空军，便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空军司令刘亚楼也成了焦点人物。

10月18日，刘亚楼参加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刚访苏回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商请苏联出动空军的会谈情况：就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战备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的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飞机等军事装备，但其空军只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会议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虽然出兵有种种不利条件和困难，但毛泽东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令麦克阿瑟、斯大林，令整个世界大为骇然的决策：不要再等着苏联来同我们一道抗美援朝，我们务必先走！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会场一阵沉默后，彭德怀起身，看着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集中过来。刘亚楼胸脯一挺，语气铿锵：请彭总放心，不论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早晚，我们空军都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拉上战场！

毛泽东在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时，对空军能不能参加打仗甚为关心。周恩来也这般叮嘱刘亚楼：组建作战部队的步伐必须加快，各航校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组建航空兵部队！

空军上阵，该有个怎样的作战思想呢？刘亚楼认为，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地面部队是强大的，打仗主要靠陆军，最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还是靠陆军，因此，空军部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密切配合陆军作战。在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中，空军部队的活动以保障地面部队的战斗活动，满足地面部队的需要为前提。鉴于此，他提出“为陆军服务，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这一指导思想。

空军参战应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这又是个慎之又慎的问题。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悬殊，如果贸然将弱小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后果将难以预料。要达到战胜强大之敌、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向来重视敌人的刘亚楼，经过充分考虑，并和党委研究，明确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对空军的建设，从指挥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培训、购买飞机、修建机场、解决燃料等，都作出详尽的指示，并亲自筹划谈判定货、检查落实。他还同聂荣臻、刘亚楼、刘震(志愿军空军司令)、王琏(朝鲜空军司令)和克拉索夫斯基上将(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驻华空军作战组组长)等人，一起讨论了空军进驻朝鲜的时间和进驻前机场的增建问题。

◆志愿军空军机群。

12月3日，志愿军部队向美第八集团军猛烈攻势结束的第二天，刘亚楼把空军入朝的作战方针报告正式提交中央军委。周恩来对报告甚为满意，毛泽东也于翌日亲笔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刘亚楼既勇敢大胆又谨慎求实的作战方针奠定了决战胜利的基础。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作出高度评价，由衷地称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是“一个优秀的军事计划制订者”。

1951年1月21日，首先入朝参战的空4师28大队击伤F-84美机一架。正准备随周恩来、聂荣臻赴沈阳参加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的刘亚楼，立即发出贺电，指出这次空战，“证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志愿军空军以后继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紧接着，28大队在23日和29日又打了两次胜仗，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而自己未受任何损失。

刘亚楼放飞的“雏鹰”初搏云天，就取得出色战果，揭开了空战之“谜”，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深为欣慰。毛泽东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要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办法为好。”“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两个指示，刘亚楼和他组建的志愿军空军如实遵循执行了，只是最后一句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周恩来喜气洋洋地对刘亚楼说：你们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亚楼开心地笑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才真正算是个空军司令员。

◆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

抗美援朝中，年轻的中国空军越战越勇，涌现出了一批空战英雄。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刘大维采访打下了远东空军“头号王牌”戴维斯的飞行员张积慧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刘亚楼起初主张在空军系统宣传，不让在军外登报，主要考虑空军还年轻，刚打过几个仗，要谦虚一些。后来，当过空军政委的总政副主任萧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登吧，这个赶快登报，鼓舞士气。于是，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以《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为题，在头版头条隆重刊登。

刘亚楼意识到宣传空军战斗英雄的意义后，不仅网开一面，还主动欢迎记者到空军部队采访。随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志愿军空军英雄刘玉堤》《英雄的志愿军空军大队长王海》《不朽的志愿军空军英雄孙生禄》等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抗美援朝胜利3周年时，刘亚楼指示让轰动全国的空军英雄、连环画《在蓝色的天空上》的主人公原型陈胜全(又名陈海泉)参加庆祝会，并向周恩来介绍了他的事迹。周恩来亲自向这位战斗英雄敬酒。

刘亚楼从一无所有组建空军，到指挥他麾下空中战士在朝鲜上空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并迅速发展，这其中浸蘸了刘亚楼的智慧，也蕴含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心血。

航空工业迈出惊人第一步，两弹一星台前幕后有明星

1950年1月5日，刘亚楼和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联名向中央提交《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意见》，建议成立航空工业建设委员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以及设立研究院等。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的《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1月20日，刘亚楼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签约谈判，期间又向先期抵苏访问的毛泽东提及航空事宜。各项谈判都进展顺利，只有商务协定、民航协定比较复杂，一时定不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在苏停留时间过长，乃与苏联商议，已谈好的条约和协定先行签订，没有谈妥的由李富春、刘亚楼等与苏方继续商谈。

1950年12月下旬，刘亚楼刚从沈阳布置制造飞机副油箱生产任务归来，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开会的通知。

这是个决定中国航空工业命运的会议。与会者都是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老同志。会议开得很热烈，与会者都对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及航空工业的建立，坦诚地谈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航空工业立即上马。有人认为现在上航空工业为时过早：新中国底子薄，经济状况不好，买飞机就欠了苏联不少钱，要是再上个航空工业，得花多少外汇？钱的漏洞该怎样补？

刘亚楼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就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得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

在会上，刘亚楼有的放矢：眼下朝鲜在打仗，前线战事紧急，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给养受阻，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的飞机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可我们的飞机太少，靠买人家的飞机办航空不行，那不是长久之计。从长远看，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空军正准备抗美援朝，一旦打起来，大批飞机需要修理，甚至退役，没有航空工业的支持不行！要我看，创建航空工业是个战略问题！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不过5个月，距志愿军赴朝作战不过2个月，前线战事之紧大家都知道，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更是清楚，他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总的趋势是战争解决矛盾。如今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不仅是朝鲜战争，今后打的也都是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空军，没有航空工业给空军作后盾，怎么行？

何长工也说打内战时，国民党那几架破飞机，给我们造成了多大威胁和何等损失？现在还不时嗡嗡嗡地骚扰我们，我们一定要立志自己造飞机！

周恩来意识到大家把话都掏得差不多了，便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亿人口的大国，要想我们神圣的领空和人民不受侵犯，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来保卫，靠买人家的飞机不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主席在这件事上已经点头。我看大多数同志对办航空都很有热情，少数同志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航空工业既已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马已是板上钉钉，会议中心议题便转为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也要从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打起仗来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办航空时首先要解决的。眼下国家很穷，即使办航空，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因此，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应该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时就要考虑日后转为制造厂的问题。

周恩来的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原则和步骤，为创建航空工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

周恩来作出部署：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总参谋部、重工业部、空军四单位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工作；另外，组成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尽快启程赴苏，与苏联政府具体洽谈，争取外援。

◆赴苏谈判代表团三人：何长工（中）、段子俊（左）、沈鸿（右）。

和聂荣臻、刘亚楼一样，何长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毛主席点了头，斯大林那里我们去拜佛。

周恩来交待段子俊：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可找刘亚楼详细谈谈。

窗外寒凝大地，雪天一色，窗内人人心中燃着一团火。中国航空工业在那个举着星条旗的外来民族的挑战下，迈出了惊心动魄的第一步。

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到苏联后，经过18天的唇枪舌剑，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

在国内的刘亚楼，时刻关心着谈判的进程。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请示。例如在谈第二个问题时，代表团电告国内：“1、今天已同苏联七人委员会详细讨论各问题，唯希望亚楼迅速将今年应修飞机之种类及数量和应修何种飞机，务于14日电告，以便15日继续讨论。2、议定今年只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但工厂修理能力应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是否适当，请示。”

对这些问题，刘亚楼遵照周恩来指示，迅速作了回答。

4月17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对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任务、方针、组织领导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指出，“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为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中央军委专门成立由聂荣臻、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组成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

周恩来主持的航空工业上马会议召开一年后，1951年12月10日，还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刘亚楼和那些最先商讨如何建立中国航空工业的人们，又被周恩来召集来开会，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参加了会议，讨论航空工业3至5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0月30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协定：苏方答应援建中国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材料、配件等，并派遣专家、顾问来华，支援总金额为3000万旧卢布。

有这个好消息铺垫，这次会议内容更显得令人亢奋、令人陶醉。根据计划草案，航空工业转向制造后，修理与制造分开，拟建立8个修理工厂，连同修理都移交给空军。这次会议还决定创办一所专门的航空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后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富春对刘亚楼说：你这个空军司令可肥啦！

刘亚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就等着能肥起来呀，空军缺飞机，朝鲜战场缺飞机，没有飞机，我还不是个光杆司令！

是啊，他怎能不喜悦呢，一年前在这里是讨论要不要搞航空工业、如何搞航空工业，三年后就能看见自己制造的飞机了，空军飞行员就能驾驶着中国造战机巡逻疆土参加作战了。

会上，周恩来作最后定夺：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

周恩来看了看刘亚楼：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等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计划中海军所需要的飞机应考虑在内，海军与空军的比例是20：80，海军组建21个团，空军88个团。

最后，周恩来宣布：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可能就够了，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办航空！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方案，周恩来的话音刚落，会议室内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蓝图，在中南海诞生了。毛泽东很快批准了此方案。

周恩来对创建航空工业是深思熟虑、费尽心血的。他亲自主持确定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和由苏联援助的发展步骤，接着又为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队伍组成多方操劳。对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刘亚楼也是全身心投入的。航空工业一建立，作为使用单位的空军就采取了“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刘亚楼多次强调，要把空军和航空工业、使用和制造当作一个整体，空军要和工业部门多联系、多商量，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共同搞好航空工业，发展人民空军。

◆航空工业管理局正式成立。

在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进一步阐述了空军“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他说：“国内制造出来的飞机，空军敢飞，有危险也不怕。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入制造以后，有些产品不能完全达到技术要求，飞机和发动机的寿命比进口产品短，空军部队要积极接收使用，要给工厂一些时间，使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技艺，提高飞机的质量。”

有人说空军这样做很吃亏，有人甚至说刘亚楼拿国家的钱开玩笑。各种评说到了周恩来那里，他毫不犹豫地给刘亚楼撑腰：“这是在支持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

航空工业建立初期，需要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尽管当时空军也刚建立不久，同样缺乏干部和技术力量，但在刘亚楼的指示下，还是抽调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在内的一批技术干部到航空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空军顾全大局的做法，被周恩来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了个够。

与一般“土八路”不同的是，刘亚楼在国防科技上颇有造诣。在有国内第一流专家参加的国防科技会上，刘亚楼的介绍头头是道。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曾由衷地对周恩来说：“要不是刘司令员身上的这套军服，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位高科技方面的专家呢。”

1960年2月，在军委广州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陈赓提出，国防部五院有种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钱学森的精力是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钱学森提出的问题，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连让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陈赓自告奋勇，请缨去当导弹研究院院长。

军委领导考虑到陈赓的健康等状况，没让他兼任五院院长，而是选中了刘亚楼。空军事务繁多，要建设要打仗，还要兼管民航，刘亚楼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不可能经常性地坐镇五院，于是建议派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长。

他对王秉璋说：总的要求，就是不要让钱学森教授为琐碎的事操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干扰他，让他专心搞研究，保障他的各项要求得到实现。技术方面由钱学森教授拍板，行政事务工作由你和其他人去做。各分院院长也主要管行政事务和保障工作，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拍板就算数。

3月8日，周恩来正式颁布命令，任命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王秉璋兼任五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召集五院领导班子开会，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中央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视为“天字第一号任务”，大家要密切配合，指挥打好这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

◆1963年，刘亚楼陪同周恩来(右二)、邓小平(左二)、李先念(左三)、邓颖超(左一)在北京西郊机场。

在中共中央高度关怀下，由聂荣臻牵头，钱学森等专家和刘亚楼、王秉璋等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航天技术研制规划。1964年底，周恩来提出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再划一些工厂过来，组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改名航空航天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基本建设。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奠定基础后，战胜重重困难，稳稳进入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部院合并”的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中央专委小组会议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周恩来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老总、聂老总、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恩来坚定地表示支持“部院合并”的做法。

新的世纪，凝聚着数代人心血的中国载人飞船“神五”“神六”相继上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曾任中国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等人，动情地讲述了聂荣臻、刘亚楼等开国元勋用心血浇灌中国航空航天之花的往事。现在的辉煌令人陶醉，过去的故事一样让人感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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