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巨城现身黄土沟壑，出土4000年前口琴与珍稀海贝

1976年夏天，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走进陕西神木高家堡镇废品收购站，发现了成筐的古玉。

他顺着线索找到石峁。三十多年后，当考古队真正挖开这片黄土时，发现的东西远不止玉器——还有来自热带的贝壳、来自草原的鸵鸟蛋壳，和一把能吹响的骨制口琴。

这座城占地超过400万平方米，比同一时期的良渚还要大。4300年前，黄土高原上竟有这样一个地方：住在这里的人跟远方世界做着交易，用口琴吹着曲子，把玉器嵌进城墙。

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

01

要解开这个谜，得从60多年前说起。

1958年冬，陕西第一次文物普查，一个叫石峁的地方第一次出现在档案里，记录只有寥寥几行：“发现石器、陶片若干，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迹象。”

就这么翻篇了。

没人多看一眼。

这很正常。那个年代，类似的记录在陕北遍地都是，考古资源有限，只能挑重点。神木那片黄土沟壑，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接下来，陕北的这片石砌遗迹就这么沉寂着，沉寂了整整18年。

1976年夏天，戴应新来了。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在废品收购站里发现成筐玉器之后，顺藤摸瓜到了石峁，征集了126件玉器，写了报告，把调查简报发在了《考古》杂志上。

考古圈子里有人注意到了。

然而，石峁依然没有等来系统性的大规模发掘。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来挖了一小块，发现几处房址和墓葬，确认是“新石器时代遗存”。

结论就停在了这里。

接下来的30年，石峁遗址被零星调查过几次，每次都有文物被发现，玉器尤其多。这些玉器质地精美，器型独特，一批一批地流散出去——进了神木本地藏家的柜子，进了榆林市的博物馆，甚至进了海外机构的收藏室。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有外文论著提到“来自陕西榆林府的中国古玉”，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些玉从哪里来，更没人知道这不过是冰山一角。

石峁的玉器在世界各地流传，而石峁本身，还在黄土里睡着。

直到2010年，神木县文体局收到当地藏家的举报，说石峁有大量文物被盗，情况严峻。这份报告往上一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来人了，目验了那批流传于市面的玉器，发了电报：必须立项，必须发掘。

2011年，石峁考古调查全面启动。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都没想到。

02

谁建了这座城，这是后来的问题。眼前更迫切的，是先把它有多大搞清楚。

2012年，经过系统考古调查，石峁遗址的基本结构第一次被确认下来：以皇城台为核心，由内向外分别是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

消息出来，整个考古圈子沉默了一会儿。

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换算一下——故宫的面积大约是72万平方米。

石峁的面积，是故宫的5.5倍多，将近6个故宫摞在一起。

这还只是已确认的数字，外城墙的总长度达到约10公里，按残存高度推算，当年建这道城墙所需的石料总量，远远超出了城内人口自给自足的搬运能力。

孙周勇是这次考古队的负责人。数据出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反复校验。

校验之后，数字没有变。

这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同时期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市。

比它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城内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石峁的面积比良渚还大出了将近三分之一。

更让人说不出话的是年代。经碳14系列测年，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

公元前2300年。那时候，埃及的古王国刚刚走向衰落，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正打得热闹。

中国的史书里，那个年代对应的是传说中尧舜禹的时代——所谓“五帝末期”，被一些学者归入神话的框架。

但这座城，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石头还在，地基还在，一块一块的石砌墙体在陕北黄土里埋了4000年，居然没有彻底垮掉。

钱多，不等于命长——但能撑4000年，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03

城的规模确认了，接下来是城防设施。

从2012年到2015年，考古队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皇城台门址一带持续挖掘，挖出来的东西，让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学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查自己的教科书。

先说瓮城。

瓮城就是在城门外再加一道圈形城墙，形成一个封闭的通道——进来的敌人发现城门打不开，又退不出去，就被困在这个瓮里，四面挨打。

这个设计，教科书上说是唐代才开始出现的。

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有2道瓮城，结构清晰，保存完好。

时间：公元前2300年。

足足把中国最早的瓮城实例，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再说马面。

马面就是城墙上突出的凸形墩台，士兵站在上面可以从侧面攻击爬墙的敌人，形成交叉火力。有实物证据的马面，最早记录在汉代。

石峁城址目前发现了10多处马面遗迹。

公元前2300年。

又是2000多年。

这两项技术，每一项都够写一篇论文。但真正让建筑学者沉默的，是接下来的发现。

纴木。

这是一种建筑技术：在石砌墙体里水平埋入木头，作用类似今天钢筋混凝土里的钢筋，分散垂直方向的压力，加固墙体整体结构。宋代《营造法式》里才有关于这种技术的文字记载，学界一般认为纴木实物最早见于汉代。

石峁皇城台护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密集的孔洞，每个孔洞里嵌着一根百年以上树龄的侧柏木。

植物学家鉴定：这就是纴木，建造年代，公元前2300年前后。

把这项技术的应用实例，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3项建筑技术，3次颠覆。

这还不算完。

石峁外城东门址的总体结构，被建筑学研究者做过全面的国际比对，结论是：双台双墙双门塾式结构，在世界城建史中属于布局最复杂、控制性最强的设计之一。

4000年前的黄土高原，有人用石头建了一座结构复杂程度领先整个时代的城。

这群人是谁？

04

皇城台南护墙的发掘，出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细节。

一块石头，石头缝里有个东西。

挖出来：是一件玉器。

再挖。

又有一件。

挖了一段，发现不止一处——不只是掉落的，不只是散落的，而是被刻意嵌入的：玉器藏在石砌墙体的内部，有的夹在两块石头中间，有的嵌在特意留出的缝隙里，被石头封死，完全看不出来。

这就是考古界后来说的“藏玉于墙”现象。

截至目前，石峁遗址发掘出的玉器数量庞大，加上从遗址流散到世界各地的，估计不少于3000件。

石峁一带根本不产玉。

这些玉，是从别处运来的——通过贸易，通过交换，或者通过某种更复杂的方式。大量精美玉器运到这里，不是用来装饰，不是用来随葬，而是被砌进了石头。

学者们讨论了很久，倾向于认为这是祭祀行为——把最贵重的东西献给某种力量，封进石头，护住这座城。

也有人说，这是某种更复杂的宗教仪式，或者是权力展示。

但没有人有把握。

“藏玉于墙”到底是什么意思，4000年过去了，玉还在石头里，答案还不在人手里。

05

2016年到2017年，皇城台的发掘进入核心区域——大台基和门址。

皇城台是整个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台基大致呈130米见方的方形，由石砌墙体层层包裹，台体上窄下宽，从侧面看像一座金字塔。

台顶发现了覆瓦的大型建筑遗迹——覆瓦，意味着这里有规格很高的屋顶建筑，不是普通居住区。

台上出土了壁画残片、彩绘遗存，还有大型神面石雕。

其中有一件巨型弧形神面石雕，高度超过1米，雕刻在宫殿廊道转角处的石壁上。它立在那里，告诉走进来的人：这是这座城的最高处，这是规矩的起点。

宫城的性质，基本可以确认了：这是一个“王”的居所，或者至少是那个时代等级最高的政治与宗教中心。

皇城台门址同年出土。

门址外有一片平整的石砌广场，南北走向，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这是目前确认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

4000年前，这里可能站满了人，举行某种仪式，或者迎接某种庆典。

同时出土的还有骨针、石范、环首铜刀等手工业遗存，集中在皇城台的高等级区域内。

这说明，皇城台上不只住着贵族——还住着掌握核心技术的工匠，他们有资格与王共居一台，社会地位绝非普通。

专家表示，石范的发现证明，在4000多年前，石峁人已经能够生产和铸造简单的青铜武器。

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历史，又向前移了一截。

技术层面的发现已经够震撼了。但真正让这座城“活”起来的，是另外几样东西。

在皇城台出土的器物里，考古队员发现了成堆的海贝。这些贝壳不产自黄土高原——它们的故乡是热带海域。没人知道它们穿越了多少公里才来到这里，但能确定的是，4300年前的石峁，和远方世界有着活跃的交换网络。

还有鸵鸟蛋壳。鸵鸟生活在草原和荒漠地带，它的蛋壳出现在皇城台上，意味着这条交换路线比我们想象的更长、更复杂。

然后，是一把骨制口琴。

琴身用动物骨头磨成，上面开着音孔，放在嘴边还能吹响。4000年前，皇城台上有人吹着这把口琴。他的身份可能是贵族，可能是工匠，也可能是某个夜晚在广场边闲坐的普通人。他吹的是什么曲子，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但那声音曾经在这座城里响起过——这个画面，比任何石雕都更让人感到那座城里住的是活人。

这些来自远方的物件和这把口琴，让这座城的轮廓变得不一样了。它不只是一座有城墙、有宫城、有祭祀的森严王国，也是一个有交换、有音乐、有日子要过的地方。

06

2017年9月，发掘工作在皇城台东墙北坡一处区域停了下来。

这里挖出了人骨。

不是一两具，是集中的、有规律排布的人骨，成片出现。

研究确认：这是祭祀坑，里面的人是被杀祭祀的。

石峁遗址发现了多处这样的祭祀遗迹。人骨有年轻的，有女性的，有砍痕，有断肢，有被整齐排列的头骨，有被随意丢弃的骸骨——处置方式不同，但结果相同：这些人以某种仪式性的方式失去了生命。

这座城的气质，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

之前，石峁是一座辉煌的城：最大的广场，最精美的石雕，最先进的城防，最贵重的玉器，来自远方的海贝和鸵鸟蛋，能吹响的骨制口琴。

但这座城也有另一面。

它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最上层的人居住在皇城台，掌握权力和技术；台下的人，有的是工匠，有的是士兵，有的是普通居民；而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有的人的生命，被用于祭祀。

4000年前的这片黄土，不是田园，不是乐土，而是一个有等级、有权力核心、有祭祀杀戮的早期国家。

等级制度，4000年前就刻进了骨头里。

07

2019年，石峁遗址正式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这一年，关于石峁遗址“是谁的都城”的讨论，在学界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中国先秦史学会有学者援引古籍记载，结合石峁所处的地理位置，提出石峁遗址可能与黄帝族群有关，或者与五帝末期某位传说中的王有所对应。

这种观点流传很广，也很有吸引力——毕竟，这座城的年代、规模、地理位置，和传说里的上古王都惊人地吻合。

但孙周勇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表达的核心意思就一句话：没有内证材料，不做考古之外的解释。

这话说得很克制，但意思很清楚：你们不能因为年代吻合就说这是黄帝的城，考古人只说证据。

这种克制，在公众的期待面前，有点孤独。

人们太想给这座城一个名字了。一座4300年前的巨城，一个证明中华文明比“夏商周”开始得更早的实证，放在那里——如果它有名字，那名字就太重了。

但考古人的职业底线，就是这一条：没有内证，不下结论。

2021年，石峁遗址入选《考古》杂志评选的“2010—2020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这个评选是国际性的。石峁以其规模、完整性和对早期文明史的颠覆性意义，和全球其他9处重要发现并列。

世界开始正式注意这片陕北黄土。

08

2021年，还有另一件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石峁遗址列入了4处都邑性遗址之一。

另外3处是：陶寺、二里头、良渚。

这4处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研究的核心支点。石峁能进这个名单，说明它代表的那个时代，已经被学术界正式认定为中华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

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国代表团前往石峁遗址参观调研。

那是一支来自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的参观队伍，多国代表站在皇城台的石砌护墙前，这道城墙已经4000岁了。

石峁城垣的外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如今仍有大段残存，夯石叠叠，在黄土沟壑间蜿蜒。

一个外国学者把石峁称为“人类史前文明的一座灯塔”，说这座城的发现，重新定义了东亚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起点。

2023年，石峁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同年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4000年前的城，第一次有了正式对外开放的门。

09

2022年3月，皇城台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正式启动，这是石峁考古进入的一个新阶段。

一直到2024年11月，这片墓地的发掘持续了将近3年。

挖出来了140座墓葬，全部是竖穴土坑墓，成排分布，用石墙划分茔园，不同的茔园代表不同的等级。

等级分明。

在高等级墓葬里，随葬品里有玉器、骨器、精美陶器；普通墓葬里，随葬品寥寥，甚至没有。

同时，2024年的发掘还新发现了2处通道，连接墓地区和大台基区域——这意味着皇城台的内部空间比之前以为的更复杂，功能区划更精细。

这是一个被人设计过的空间，不是自然聚集的村落。

140座墓葬里的人，活在同一个等级体系下，死了也按这个等级排列整齐。

在这批人骨被整理出来的时候，另一项研究正在实验室里悄悄推进，准备给这些人一个此前谁也没能给出的答案。

10

2025年11月27日，《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了一项研究。

题目叫：石峁古城古DNA揭秘新石器时代中国地区亲缘关系习俗。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付巧妹团队，联合孙周勇考古团队，用了13年时间，分析了来自石峁遗址和周边遗址共计169例古代人骨样本的核基因组。

169个人。4000年前的人。

基因组数据从骨头里提取出来，进了实验室，进了计算机，然后重新给出了一张关于这群人的图谱。

结论是：石峁主体人群的遗传成分高度一致，和陕北本地仰韶晚期人群相同——说白了，石峁人的老祖宗，就是这片土地上更早的那批人，不是外来者，不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征服者，是本地人建了这座城。

这解答了一个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

但更让人停下来的，是另一个发现。

研究团队用古DNA重建了一个跨越4代的家族谱系。

皇城台的高等级墓葬里，有几个人，基因组分析显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儿子、孙子，横跨几代，埋在同一片区域，随葬品都是最高等级的。

这是一个权贵家族，用父系血脉传承权力，4代人居住在皇城台，4代人死后葬在皇城台，世代延续。

《Nature》的审稿专家评价指出：“在东亚地区开创了运用古DNA方法揭示史前社会阶级分化的研究先河。”

孙周勇从2011年主导石峁的发掘，一跟就是十几年，跟到了《Nature》，跟到了那张家族谱系图出来的那天。

没人知道他在那份数据面前坐了多久。

2025年1月，国家文物局更新批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石峁遗址正式入选。

申遗的路，开始了。

从1976年戴应新在废品收购站里发现那筐玉器，到这里，差不多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如今已是2026年5月，石峁遗址已正式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版，申遗流程在稳步推进。

石峁的城墙还在，城门还在，皇城台还在。那堵石头里的玉，依然嵌在里面，没有人去动它。那把骨制口琴已经被收进了博物馆，再没有人吹响过它。

4000年了。

为什么要把玉藏进墙里，那群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谁吹过那把口琴，他吹的是什么曲子，同样永远不会有答案。古DNA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可以重建一个家族谱系，可以测出他们从哪里来。

但玉为什么要进墙里，口琴声曾在什么时刻响起，《Nature》给不出答案，孙周勇也没有答案，没有任何人有答案。

玉还在石头里，口琴还在橱窗里，在陕北的黄土沟壑里，在4000年前某个人的决定里，就那么静静待着。

信息

本文基于以下公开信息整理：

光明网（孙周勇《石破天惊：石峁都邑的发现与解读》2024年7月）

中国社会科学网（石峁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央视网（新时代中国调研行·石峁遗址报道2025年）

中新网（石峁遗址古DNA研究，《Nature》2025年11月）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官网（付巧妹团队成果报告2025年11月）

榆林日报（石峁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5年1月）

人民日报海外版（神木石峁意味着什么，2019年）

四川在线（石峁遗址与三星堆对话系列报道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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