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不是你太脆弱，是你正在经历“奥德赛时期”

如果你今年27岁，没结婚、没买房、工作不上不下——一边卷不动一边躺不平——你大概率不是“出问题了”。

你是卡在奥德赛时期。

这个最近在互联网上突然刷屏的词，说的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人在20岁到35岁这漫长的15年里，处在一种身份未定、方向未明、随时漂移的过渡状态。

就像古希腊那位海上漂泊十年才回家的英雄一样，年轻人也在自己的人生海洋里漂着。只不过，奥德修斯漂十年，是因为得罪了海神。而你漂十几年，是因为你赶上了一个人成熟得越来越慢的时代。

近日，彭凯平接受新华网采访，专门聊了这一代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累、这么迷茫、这么容易自我 PUA。他给出的这8条判断，都颠覆了我们的认知预期。

彭凯平教授，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导、首任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前院长

01你不是脆弱，是“成熟”这件事变慢了

很多过来人喜欢说这一代年轻人“娇气”“扛不住事”。

彭凯平不同意，他给出的判断很明确：

“我从来不认为这代年轻人脆弱。我觉得是社会环境变得太快，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机制不能够适应这样巨大的变化。”

他认为一个人成熟的传统标志有三件事：立业、成家、独立。过去的人，20多岁就基本完成了——找到工作、组建家庭、经济自主。

今天呢？20多岁很多人才刚刚开始适应职场，立业晚；30多岁才开始考虑成家，成家迟；真正实现经济与心理上的独立，自然就慢。

这三样全部往后挪，意味着一个年轻人会在“已经不是少年，但又还不算大人”的这道夹缝里，待上十几年。

彭凯平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代人的失败，而是时代节奏的变化——技能要求在升级、知识体系在迭代、社会的复杂度在上升，因此，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就比上一代需要更长的时间。

而在这段过渡期里发生的迷茫、挣扎、纠结，又被社交媒体放大、被同代人之间的同频共振激活。

“以前感到焦虑了，就自己扛着。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同频共振，就放大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焦虑。这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痛苦，也是人类经历的共同的历史命运。”

把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是一句话：你不是脆弱，你只是赶上了一个“长大”这件事变得更复杂的时代。

而彭凯平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特别强调一件事——

“凡是归罪于个人原因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绝望感、失落感、内疚感。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能量。”

他想说的不是把锅甩给别人，而是：先别急着责备自己，先看清楚自己处在一段什么样的人生阶段，看清楚之后，才有可能从容地走向它。

02上一代迷茫“向外撞”，这一代迷茫“向内卷”

如果说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迷茫，那么这一代和上一代到底有什么不同？

彭凯平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他自己出生于 1960年代，是被称为“激情燃烧的时代”的亲历者。

“我们那时候的迷茫有一种外放的热情……那一代人的自我身份确认是比较明确的，叫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那一代的迷茫，是通过行动消化掉的。

“我们那代人是懵懂的、跌跌撞撞的一种迷茫，找不到北，找不到方向，但是永远在找。”

而今天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向外撞的机会和出口，怎么办呢？

“就是向内寻找。而向内寻找就产生了很多的困惑、不解、抑郁、焦虑、担忧——精神内耗相对多一些。”

加上这一代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空前的高——这本来是历史性的进步，但在迷茫这件事上却带来了一个吊诡的副作用：

思维工具变多了，反而把自己困得更紧了。

他们会分析、会归因、会贴标签、会自我诊断，把每个工具都用在了自己身上。彭凯平用一句话总结了两代年轻人的差异——

“一个是向外的，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是行动为导向的，一个是思维认知为导向的；一个是更多地通过行动化解情绪，一个是更多地把情绪淤积在心。”

这是他作为一个跨越三代年轻人的观察者，给出的最重要的判断之一。

03自我PUA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

近几年，“自我PUA”成了年轻人的高频词，遇到挫折先怪自己、和同龄人比较时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习惯在每一次失败后追问“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这种倾向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彭凯平的解释回到了一个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归因。

“归因的时候，如果你是内在归因的话，就容易责备自己。比如说，你现在感觉不太舒服的话，你认为是个人的原因，那你肯定会抑郁、难受、别扭。”

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为什么如此习惯于内在归因？彭凯平的回答很坦率，这与教育的训练方式有关。

除了归因方向，他还指出了另一个机制——社会标签化。

“我们人类有一个思维懒惰的倾向，就是我们不太去想这里头的细节。因此，一旦被贴上一个标签，我们就认为这个标签就是对的。

加上受过高等教育，我们就会给这个标签赋予很多的解释、定义、和证据。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确认偏差’。”

也就是说，当一个年轻人给自己贴上“我是社恐”、“我是i人”、“我是讨好型人格”、“我是高敏感”等标签时，他的大脑会自动开始为这个标签寻找证据，把所有不符合的反例过滤掉，把所有符合的事件无限放大。

结果，一个本来只是某种情境下的状态，最终会被固化成一种身份。

把“自我PUA”理解成性格缺陷，是大多数人的本能，但被训练成一种固定的思维路径，才是彭凯平真正想说的——前者无解，后者可以被觉察、被改变。

04AI时代，要保住的是“心理主权”

关于“AI让奥德赛时期变得更长”这件事，彭凯平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记住的概念——心理主权。

意思是：人不能把自己人格中最核心的几样东西，交给机器、流量和数据来控制。

具体是哪几样？他列了四件——

第一，思考的主权。

“机器可以给我们答案，但是判断答案、分析答案、求得答案、比较答案，一定要我们人来完成。”

“不能满足于它给我们的答案，一定要有批判性思维。”

第二，情感的主权。

“我们的爱，我们的同情，我们对美的感受，我们的幸福愉悦，不能由机器来告诉我们。”

“一定要有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自己真情实意的体验。”

第三，价值判断的主权。

“对还是错、道德还是不道德，肯定需要我们人来做一些最基本的判断。

该不该做、对不对、好不好，这些基本的人类价值判断，得由我们人来完成。”

第四，隐私的主权。

“人是有一些隐私的，是有些缺陷的，是有些不为人所道的个人心理体验。这些事情没有必要透明，没有必要公开。”

“一定要捍卫我们的隐私，一定要保证我们的人格得到尊重，不被欺负、不被侮辱、不被伤害、不被剥夺。”

彭凯平的话讲得很重——

“现在我们一窝蜂地拥抱人工智能，我个人觉得我们被商业、被资本、被欲望所控制，被懒惰所操纵，被流量所裹挟。这些我认为都违背了我们的心理主权。”

如果说“心理主权”是防御，那进攻的一面是什么？是做机器替代不了的事。

“美感、同理心、对别人的关心、道德的判断、幸福的感受、创造力和想象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做得好的事情。”

“一定要做那些有道德、有创造、有特别重要的人生价值的事情。”

这是他给的AI时代年轻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不是去和机器比谁算得快，而是去做那些机器越发达，反而越显出人价值的事情。

05走出内耗，最有用的是“4分钟奖励回路”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道理我都懂，但具体怎么从内耗里走出来？

彭凯平给了一个三段式的建议——看清楚、想明白、去行动。

第一步是看清楚。

看清楚自己每天被多少外在因素影响着——作息规则、手机、社交媒体、新闻、他人的言谈。

“你能想得越多，那说明你的清醒度越高。你能够想清楚这些社会影响，其实你就容易活得从容、淡定。”

第二步是想明白。

把好坏对错、来龙去脉想清楚。听课、读传记、读经典，提升他称之为“认知”的能力。

但他特别强调，前两步还不够——

“光看清楚、想明白也不够，一定要去行动。”

“看准了一个方向就去行动，就去做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不去尝试，你不去探索，你是不知道的。路你不去走，你是不知道它的跌宕起伏。”

那么，对于那些“卷不动也躺不平”的年轻人，到底怎么开始？彭凯平给了一个非常具体、几乎可以马上执行的方法——

“做最小的事，产生微弱的反馈。”

“让我们产生行动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大脑形成一种奖励回路。而最快的奖励回路，大概4分钟就可以形成。”

“做一些4分钟之内能够完成的事情，然后把它做成了，你就发现自己就有了行动的能量。接着，再做一个比这个4分钟更长一点的事情，再产生结果。”

“最忌讳的就是想一步登天，立马见效。这样往往让你望而却步，敬而远之，因为你发现很难，做不到，很可怕。”

这是他用一辈子心理学研究换来的，给所有年轻人的核心建议——不要等想清楚了再开始。先做一件4分钟能完成的小事，行动本身会带来改变。

“我们很多的知识智慧，其实都是通过行动才能够得到的，而不是通过思考才得到的。想是我们自己的反思，行动才是我们思考的源泉。”

06不要用别人的时间表，量度你自己的人生

社会时钟会催你：30而立、35岁危机、四十不惑——这些来自过去的人生时钟，依然在以同样的节奏在年轻人耳边敲打。

彭凯平的回应很干脆。

“因人而异。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要受到社会大众的统一标准的影响，要创造自己的时间坐标。”

“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能由别人来判断，必须由自己来判断。”

他特别区分了两种坐标——时间坐标和价值坐标。

“什么事情优先，什么事情次后，其实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所以，一定要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生坐标。”

“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讲，事业胜过家庭，我们可以先有事业，后有家庭。但对有些人来讲，家庭胜过事业，那就可以先有家庭后有事业。”

而对那些焦虑于“该如何向父母交代”的年轻人，彭凯平给出了一个三步建议——沟通、陪伴、活出价值感。

“首先还是要去沟通。和大人之间如果采取不理不睬、不管不顾的话，其实这个压力不会消失，它只会越来越大。”

第二步是陪伴。

“成长不一定非靠外在的结果，可能就是我们和父母共同陪伴，共同变化。用陪伴来替代一些硬性的要求，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

第三步是活出自己。

“当你真的做得特别好、特别幸福、特别有成就的时候，很多父母其实就会慢慢地相信你、鼓励你、支持你。”

“你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光有彩，我想很多父母亲是愿意去欣赏你这种不断成长的状态。”

很多焦虑，是用别人的时间表，过自己的人生造成的。把时间坐标和价值坐标重新交还到自己手里，焦虑自然会减轻。

07 关于“搭子”：彭凯平的态度比你想的更开放

有些人觉得搭子文化是这一代年轻人怕承诺、不敢深交的表现。彭凯平的判断刚好相反。

“我其实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它让我们的情感有了寄托。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情感联系的话，其实反倒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心理上的焦虑、抑郁、孤独、痛苦。”

“能够有这样的搭子存在，我个人觉得是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用封建礼教来批评、指责甚至限制这样的搭子文化。”

他甚至明确说，人本来就需要陪伴——而陪伴在现代生活里，可以有很多形式。

“可以是夫妻，可以是情侣，可以是搭子，甚至就是一些密友，这些都没有问题。”

唯一的风险是什么？

“如果我们做不到现代思维，总以为搭子最理想的结局就是婚姻——那万一它达不到婚姻的标准，由此产生的内疚、悔恨、指责、矛盾、愤怒，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负担。”

“搭子就是搭子，它满足了我们的一些积极的需要，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有过多的期待。”

能转变成长期关系当然好，但不强求。这种判断从一位60多岁的学者口中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对新一代的生活方式，保持理解和善意。

08新青年：心花怒放是副产品，不是目标

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新青年”这个词在中国的历史里被反复书写。

今天，彭凯平用三个标准重新定义了它——

社会情怀的践行者。

“社会情怀不是感动在心，而是把它实践出来。关心他人不冷漠、不自私，要真正能够想到别人，成全别人，帮助别人。”

科学精神的实践者。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科学智慧，需要科学理性，需要有一些现代文明的思想方法和工具。”

文化自觉的通心者。

“所有这些情怀和精神一定要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人民结合起来。

所谓‘通’，就是一脉相承、感同身受、热爱、相信、追随、落实。”

彭凯平特别提到，五四时期梁启超先生用《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的精神来塑造新青年人格。

那时不必专门强调“文化自觉”，因为中国文化的影响本就深刻。但今天，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觉反而成了新青年最需要被提醒的一件事。

至于“心花怒放”——这个常常被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彭凯平特意做了一个澄清：

“心花怒放不是一个目标，心花怒放只是一个副产品。”

“它一定是状态性的，而不是目标性的。它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收获到的一些美好的感受。而不是为了这个美好感受，就得实现这些美好的目标——因为这个美好的目标，最后不一定能够得到。”

他用了一个意象——尽日寻春。

“往往还不一定找得着。但是用心去做，这个春和花就可以在我们心中盛开。”

把“幸福”或“心花怒放”当作目标去追，反而追不到。把它当作副产品——专注于做有意义的事、有情怀的事、能让自己投入的事——它会自己出现。

大渔结语

采访的最后，彭凯平留下了他对这一代年轻人的祝愿——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在五四青年节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召唤、青春的力量，做一个永葆青春的、积极的心理人。”

“祝大家福流澎湃，心花怒放，永远年轻。”

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最终是作为英雄回归的。彭凯平在采访中说，他相信这也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潜意识——

“我们年轻人还是希望自己成为英雄，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只是，这条回家的路，今天比过去任何一代都要漫长。

不要急着抵达，也不要急着定义自己。先看清楚、想明白，然后做一件4分钟能完成的小事。

春和花，会在心中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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