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作为学者的郭沫若

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

我们知道，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总题目。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他们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学的同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史学。新史学的出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高涨。我就是在论战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

一九三零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便有机会读到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内容丰富而又新颖的著作很快吸引了我。尤其是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以其锐利的眼光，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这一大胆的科学发现使我感到兴奋。中国的历史几千年，而几千年来的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但是从来还没有一本书能象郭沫若的书这样对中国古史作出难能可贵的科学解释来。当然，我不是说这本书尽善尽美，它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有明显的缺点错误。例如：它对于经济学的历史范畴之应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答等等，在我看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毕竟是它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开辟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前途”(见拙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郭沫若在古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以及他对古史研究中疑难问题的大胆论断，都开阔了我的眼界，启发了我的思考，唤起了我对古史研究的兴趣。因此，我在读完他的这本书以后，怀着衷心的敬意向他写信求教。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

不同寻常的帮助

我第一次见郭沫若，是在天官府文工会所在地。

一见面，我急不可待地告诉他，一九三零年成仿吾曾有设想，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团出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苏联，和我共同翻译《资本论》。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资本论》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资本论》译况。郭老说，他一九三二年在日本，从《世界日报》上知道我和王慎明(即王思华)出版了第一卷上册译本。当时，我在该报发表过一篇杂谈翻译过程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谈及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一条注释中所提的清代官僚王茂荫名字的考证过程。连这样一个细节，郭老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他还曾托人向王茂荫在安徽的家族做调查，进一步核对我的考证。我对他研究问题的严谨、周密，不禁佩服之至。

初次见面的第一个话题就把我们两人的思想完全沟通了。

那天，我对郭老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我启发极大，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史学，正在继续他做过的工作，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郭老非常高兴，虽说他的名望那样高，我感觉他是真心诚意地欢迎我这个小兄弟，自告奋勇地前来与他为伍的。

我在古代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中，得到过郭老不同寻常的帮助。

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资料非常少。郭沫若在日本出版过几部重要的甲骨文、金文研究著作和资料汇编，这在重庆的图书馆里都找不到。能找到的只有王国维的著作，王国维的著作中固然有我所需的资料，但是，进入四十年代，运用甲骨文、金文资料而不读郭沫若的著作，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郭老深知我对殷、周史料的认识和他完全一致，视甲骨文、金文为第一手史料。我去向他求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他有关著作中，我最用得着的两部——《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给了我。

更重要的是，郭老完全了解，我对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认识和他很不相同，因此对一些共同注意的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和他也很不一样。可以说，他明知我会用了他提供的材料来佐证我自己的观点，对他提出异议，他却还是把他亲手搜集的丰富材料全盘端给了我。

这件事是郭老精神品格、襟怀器度不同凡响的突出表现。

我能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很大程度上，有赖郭老的这一支援。

关于屈原思想的辩论

学术界中，朋友们信仰相同而观点各异，是很普通很常见的现象。

就拿我和郭老来说，四十年代，对周秦社会性质的论断，郭老和我大体是一致的。尽管我和他对古代生产方式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然而，我写《古典社会史论》,在理论上论证了他从甲骨文、金文中所发现的中国奴隶社会。因此，当时学术界都公认我是站在他的一边的，是一个派别的。也正因为此，当一九四二年春天，郭老和我在《新华日报》上辩论屈原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发表出来时，学术界的兴趣和惊奇差不多是同等的。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政治空气沉闷了大半年。十一月，值郭老五十寿辰，周恩来同志指示搞一次大规模的活动，庆祝郭老五十寿，同时庆祝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这次庆祝活动，得到成都、桂林、香港等地学术界的响应，盛况空前，显示了革命文化队伍的力量；这次庆祝活动，冲破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的高压空气，意义是很大的。

在此之前，我看到郭老一篇题为《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的讲演稿。我对郭老给予屈原的评价，有不同意见。

那时，郭沫若研究屈原，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我完全懂得诗人郭沫若之一向爱诗人屈原的道理，但是，我不同意史学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于是，庆祝活动结束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我撰文《屈原思想底秘密》，恭恭恭敬地向郭老提出异议。

我的文章刚写好，听说郭沫若完成《屈原》历史剧。《屈原》一剧很快上演。我的《屈原思想底秘密》于二月也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我的文章发表后，郭沫若立刻答以《屈原思想》(三月发表在《新华日报》),把论题的分歧点全面展开了。我又写《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四月份，《先决问题》一文刚发完第一部分，《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于怀同志(乔冠华)对我说：“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故此，《先决问题》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只刊登了一半就中断了。

两个月后，我把郭老的《屈原思想》和我的三篇（将《先决问题》未发表的后半部分独立成篇，题为《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汇成一个专栏，一并刊登在我自己主编的《中苏文化》第十一卷二、三期上。

关于屈原问题，四十年代我和郭老在认识上有三个共同的基点：其一，由于当时我们都认为封建社会始于秦、汉之交，所以一致地把春秋战国看作大转变的时代，封建制在难产中的时代。五十年代，郭老改变了分期的观点，把封建社会起点提前到战国，又提前到春秋战国之交时，他仍然认为屈原是“奴隶制蜕变时代”的人物(见《人民诗人屈原》)。其二，我们都确认屈原是儒者。其三，我们都肯定屈原人格伟大，屈原诗篇不朽。

我和郭老的分歧何在呢？

分歧的本质在于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差别很大。

郭老认为，儒家思想是进步的。《屈原思想》一文中，有很长的篇幅，着力分析儒家对人的价值的观念、儒家伦理观、儒家天道观的进步性。郭老认为，屈原的悲剧在于：他怀有先进的儒家思想，他的理想与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屈原的理想是以德政实现中国统一，而现实是秦国将要以刑政统一天下，因而，他失望，因而演出殉道者的悲剧。

我认为，从屈原名字与别号“平”、“均”、“正则”看，他的思想有进步内容，他追问百姓为什么受难，他以主张改造楚自居，他充满理想主义。但是，他的理想是在旧的奴隶社会所依据的氏族制度的废墟上，恢复美政。我认为，战国时代奴隶制国家的兼并，是适应了所有制关系转变的历史战争。屈原的诗，一面反映了人民在战乱中的痛苦，反映了人民的怨忧，另一面，也反映出他所理想的，所恋忆的，是古旧的王制，他所追求招唤的是旧时代的魂魄。所以，屈原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屈原思想的矛盾，所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时代的反映，恰好是反映战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由此可见，我们的分歧的核心在于：对于作为儒者的屈原，他“天问”“招魂”所寓之理想，究竟是“以德政实现中国一统”，还是前王之制的魂魄，说得再简单些，究竟是社会进步的理想，还是倒退的奴隶制残余的梦想。

关于屈原思想的辩论，演进为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大大刺激了我加速全面转入古代思想学术史的研究。

对于历史剧《屈原》,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郭沫若借屈原之口，借楚国背景，揭露蒋介石政治腐败，抗战不力，一心反共，号召人民警惕。我完全理解，剧作家郭沫若服务现实的目的，这样做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不同意史学家郭沫若把他热爱的人物过于理想化，为儒家人物的头脑塞进法家思想，以至有损历史的真实。

当时，这场评价屈原的辩论没有涉及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

这场辩论，双方仅仅把问题铺开而没有深入进行下去，就论题本身而言，没有得出结论。如果有人要追问结果的话，可以说，结果是文学和艺术战胜了史学和哲学。今天，已经抹不去中国人心目中郭沫若所加工的屈原形象。史学和哲学严肃的面孔，显然不及艺术的魅力容易让人们接受。就如同《三国志》永远不可能赢得《三国演义》所能赢得的读者，史籍中的诸葛亮永远不及舞台上的诸葛亮出神入化。

有人曾和我开玩笑说：“你何不也写一个屈原剧本？”我只有苦笑，我一点艺术气质也不具备，一句台词也编不出来的。既然我创造不出一个能立于舞台的另一种形象的屈原，我所认识的屈原只能长眠于高阁，含恨于汨罗，而艺术的屈原将一代接一代地被人请进剧场。

作为一部诗剧，《屈原》是理想主义的作品，它的艺术成就不容置疑，是十分光辉的。

在一些存在分歧的问题上，郭沫若和我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辩论屈原思想时，可能因为时机不妥当，郭老曾经发过火。但是，他火他的，我坚持我的。过了几十年，火气早已经烟消云散，而彼此的观点，都不曾退让分毫。

郭老和我交往几十年，有些时期，甚至朝夕相厮守。尽管他性格外向，如他自己说，还有“大刀阔斧的作风”(《 <杜国庠论文集> 序言》),但平心而论，郭老对我，一向若师若兄，不大计较我的冲撞。不仅如此，数十年相交，从来看不出他有利用自己革命文化学术界的泰斗地位，强加观点于我的意图。相反，一九四五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访苏，在讲演中国史学界研究现状时，他还特别对苏联学界介绍了我的工作。

选自《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