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刚去世我去吊唁，结果他老婆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借我两万

老周走了。胰腺癌，从确诊到走，两个月。办公室的同事凑了帛金，约好一起去殡仪馆。老周的爱人站在灵堂门口，穿着一件黑棉袄，头发随便扎着，眼泡红肿。她跟每个人握手，说谢谢。轮到我，她握着我的手不放，眼眶又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小陈，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人听到。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她攥着我的手又紧了一下，指甲陷进我的手背，抠出一个白印。

“两万块，急用。”

张姐是老周的爱人，五十出头，在超市上班，工资不高，还要供孩子上大学。老周这一病，家底掏空了。医保报了不少，自费部分还是压得她喘不过气。我看了看四周，同事们都站在灵堂里，没人注意这边。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问她要卡号。她报了一串数字，我手指冻得僵硬，输错好几次。转账完，我把手机屏幕转给她看，收到请查收。她低头看了一眼，眼泪啪嗒掉在屏幕上，溅开一小朵水花。她把手机还给我，攥着我的手说了声谢谢你。那声音细若蚊蝇，不知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回去路上同事们在车里议论，说老周这病走得太快了，说他老婆可怜，以后一个人带孩子。没人知道她借我钱的事。她大概也不想让人知道，她要在人前撑着，撑到她撑不住为止。我坐在后排靠窗，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老周生前坐我对面，他爱喝茶，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洗杯子泡茶。那杯子还在桌上，茶垢积了厚厚一层。

那两万块我没跟任何人提，也没催她还。我知道她难，等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她缓过劲再说。不还也行，两万块买个心安。老周生前对我不错，我新来那年什么都不懂，他手把手教我。中午一起吃饭，他总把碗里的肉夹给我，说我年轻多吃点。他走的时候我没能在床前尽孝，能帮一把是一把。

一年多以后，张姐忽然给我转了两万块，附言只有两个字：“还钱”。我打电话问她最近咋样，她说还好，孩子大学毕业了，找了份工作，能养活自己了。她现在还在超市上班，工资不高但够花。我说钱不急，你先用着。她说不用了，你当时借我是情分，我不能不还。电话那头很安静，收银台的扫描声滴滴响。

过了一段时间，张姐又给我转了两千。说是利息，我退回去了，她又转过来，说你要不收我心里过意不去。她发来一条语音，声音有点哑：“你是个好人，老周没看错人。”我攥着手机，窗外阳光很好。那杯茶早就凉了，杯子也收走了，老周的工位坐进了新人。那把椅子吱呀吱呀响，跟老周在的时候一样。有些东西他没带走，椅子还在响，抽屉里还留着几包没喝完的茶叶。

我打开抽屉，把那几包茶叶拿出来冲了一杯。茶味淡了，过期了。老周在的时候喝的是这个味，他不在味就不对了。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来，端着那杯凉透了的茶站在窗前，马路对面有个人推着自行车，后座夹着一个公文包。

老周以前也这样，骑一辆旧永久，车铃铛锈了，按不响。他还是按，按不出声也按，像在跟什么人打招呼，又像怕自己忘了，这车上还有个铃铛，铃铛还会响，只是锈住了。锈住了也是铃铛，拧一拧，也许哪天就响了。指甲陷进手背里的那个白印早消了，那个声音还在：“小陈，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声音很低，怕被人听到。她怕的不是丢人，是怕被人看到她撑不住了。她还在撑，撑到孩子毕业找到工作，撑到债还清。她撑住了，那两万块还了，利息不算了，算的是人情。

这年头肯借你钱的人不多，肯在你最难的时候伸手拉你一把的人更少。老周帮过我，我也帮了他。这种事不用记在账上，记在心里就行。那张银行卡里两万块的转账记录还在，备注写着“帛金”。帛金是给死人的，活人也要用。活人的难处比死人多，死人一了百了。活人还要撑，撑着还债，撑着过日子，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那滴泪还在眼窝里打转，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