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人不想要施舍想要工作，两党都不给，独立候选人开始冒头了

普惠公司的机械工人工会成员举着标语游行，表达他们在与普惠公司谈判破裂后的立场。围绕工资、就业保障和福利的合同谈判失败后，数千名普惠公司机械工人举行罢工。

亿万富翁控制着两大政党，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并不愚蠢。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民粹主义式的变革。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们亲口告诉了我们。

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5年，你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你的工资和福利不错，也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后来，首席执行官告诉你，公司将面临一段艰难时期，从高管到车间工人，所有人都需要作出一些牺牲。

你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你觉得自己是公司的一部分，这是你的身份认同。如果公司和你都需要靠牺牲来生存下去，你愿意承担。

但真正轮到“牺牲”时，代价却远非人人平等。你和数百名工人一起被裁员，取而代之的是低工资的分包工。

我是在2020年看到奥柏林学院114名餐饮和维修工人遭遇类似处境时，真正明白这一点的。他们中许多人在校工作的时间，比不少行政人员和大多数教师都更长。对他们来说，为这所学院工作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身份认同。

他们照顾学生，也以能与这所精英自由派院校联系在一起而自豪，哪怕它充满“觉醒主义”色彩也是如此。对俄亥俄州东北部来说，这里无疑是最好的雇主，而过去40年间，这一地区的工业基础已被严重削弱。

2018年，奥柏林学院管理层推出了一项名为“同一个奥柏林”的公关计划，目的是稳住学校财务、升级设施，并为学院迈入第三个百年作准备。

但事实证明，尽管财政压力确实存在，“同一个奥柏林”却并不包括学院里加入工会的蓝领工人。校方迅速将他们解雇，只给了少量遣散费，几乎没有其他补偿。他们深受打击。

我们之所以知道他们的感受，是因为一群奥柏林学生实习生采访了许多被裁工人。这些工人既受伤又愤怒。他们认为，这所极为自由派的机构虚伪，背弃了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冷漠而残酷。

作为奥柏林校友，这对我是一次警醒。我们一群人尽了最大努力，揭露学院的虚伪，试图迫使校方保住这些岗位，但始终无法让他们把这些工人视为“同一个奥柏林”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还是从校友那里筹得了大约180000美元，帮助这些工人缓冲冲击。

这也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大规模裁员对政治的影响。很快我就意识到，奥柏林的自由派建制派，与民主党的建制派非常相似。它们口头上宣称关怀、倡导积极的社会价值，但一旦预算约束逼迫它们在工人利益与党内精英及其富有盟友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关怀往往就到此为止。

事实证明，中西部地区也是如此。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民主党的“蓝墙”崩塌，民主党在当地的政治运势不断下滑。我们把人口统计数据、大规模裁员数据与选举结果结合起来分析，发现了一个在统计上相当稳固的因果关系：1996年至2020年间，一个县的大规模裁员率越高，民主党的得票就越低。年复一年，在那些深受大规模裁员冲击的地区，选民一直在离开民主党。

俄亥俄州前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今年正试图重新夺回自己的职位。他发现，民主党至今仍在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造成的就业破坏背锅。2024年竞选失利后，他说：“全国范围内，民主党的品牌形象再次受损，起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我在众议院的第一个任期，正赶上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表决。我带领160名民主党新科议员，以及大约40名共和党人反对这项协定。我参加了所有策略会议，也参与了所有票数统计。所以，投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民主党人比支持它的更多，支持它的共和党人也比反对它的更多。

“但这件事还是被看作民主党的污点，因为当时的总统是民主党人，尽管这项协定是由共和党人谈成的，不过这些现在都只是背景噪音。真正重要的是：在马霍宁县谷地，在迈阿密谷地，我在竞选期间仍不断听到人们提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我亲眼看着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也看着中产阶级萎缩。人们总得责怪某个对象，而被责怪的一直是民主党。我们之所以更该为此负责，是因为从历史上看，我们一直是工人的政党。他们本来就预料共和党会出卖他们，去迎合企业界朋友、支持富人。但他们不会这样期待我的政党……”

我们对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3000名选民进行的舆观调查发现，70%的受访者对民主党持负面看法。当民主党像奥柏林这类自由派善意堡垒一样，对就业破坏表现得如此漫不经心时，结果就是这样。

所有想在今年秋天以及2028年阻止“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人，当然都希望如此。但在那130个民主党落后25个百分点或以上的国会选区里，希望很渺茫。

在这些选区，民主党的存在感已经弱到几乎等于不存在。而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一些新的东西，首先就包括像丹·奥斯本这样的工人阶级候选人。他正在内布拉斯加州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

红州地区的选民准备好接受工人阶级独立候选人了吗？我们的舆观调查显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看上述四个州农村县的数据，也就是那些最偏红的地区，可以看到人们强烈支持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党的新政党，以进步民粹主义的工人阶级纲领参选：

新独立工人政治协会的选民支持率：农村地区共和党人：50%；农村地区独立选民：50%；农村地区民主党人：77%。

如果民主党想重新与劳动者建立联系，就必须把就业保障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他们需要停止依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类做法用公共资金鼓励企业创造就业，但这种就业往往并没有真正出现。

民主党还需要清除那些空洞的说法，比如“机会社会”这样的表述。它宣扬的是企业优先的思路，结果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了就业的不稳定。实际上，他们应该用“以人为先”的思路，取代“企业优先”的思路。

要做到这一点，民主党应当主张联邦就业保障。他们不妨读一读贾里德·阿博特对一组民调数据汇编的评论。那份评论显示，民众大力支持政府充当“最后雇主”。人们不想要施舍，他们想要的是一个靠劳动获得体面生活的机会。

即便是工薪家庭党提出的“工薪家庭保障”新议程，几乎什么都保障了，却仍没有迈出联邦就业保障这一步。

但对于一个由富有捐助者、百万富翁政客、说客、民调专家和顾问主导的政党来说，转向确保“以人为先”的就业保障，并不容易。企业领袖势必会激烈反对，因为一旦工人可以获得联邦岗位，企业为了留住和吸引员工，就不得不提高工资和福利。

在这个政党支持就业保障、并推出数以百计的工人阶级候选人之前，我们可以预见，会有更多劳动者拒绝民主党建制派，也拒绝那些对工人阶级就业保障如此漠不关心的自由派大学管理者。

这就留下了一个危险的政治真空。它一方面把工人阶级进一步推离政治，另一方面又把他们推向那些煽动家。那些人声称，自己会砸烂一个长期忽视无数人的体制。

但大多数劳动者都知道，真正积极的改变，比破坏性的改变更好。他们欢迎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尤其是在那些偏红地区。他们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了我们。他们知道，亿万富翁控制着两大政党，他们也确实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