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公职人员！

考验公职人员的时候来了！

近日，江西九江多地发布通知，号召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

彭泽县更明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将物业费缴纳作为干部评先评优和提拔重用的前置审核。

消息出来，网络颇有些哗然。按时交物业费本是法定义务，何以要用红头文件来号召某部分人“带头”履行？

公职人员带头交物业费，可否反过来问一问：

公职人员有没有权利拒交物业费？

听着像抬杠，但仔细想想，公职人员可否以“一个普通业主”的身份出场，而不预设道德标兵的角色？

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子，说某物业公司在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场，也未向新物业公司履行交接义务，还要继续收物业费。

法院的判决是：不予支持。

合同已终止，赖着不走，还要业主掏钱？

判决没说让哪个干部带头交费、感化对方，它只说了一句法律本该说的话：“合同不在了，钱就别收了。”

进一步说，如果物业服务触犯了底线，法律是不是也该给公职人员一个暂不交费或减免交费的明确说法？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对物业公司有规定：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换言之，物业公司不只是扫扫地、看看门，还有对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责任。

根据《民法典》，至少有五类场景，是可以合法维权的。

它不是“特权”，也跟是否公职人员无关，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第一：物业公司违法经营、侵害业主共有权益。

《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业主共有。

可现实呢？不少物业公司把这部分收益悄咪咪装进口袋了吧。

2025年11月，南京江宁区博恩花园小区业委会起诉前物业公司，成功追回约771万元公共收益及利息。

第二种：物业公司拒不退场、事实合同已经失效。

最高法2025年12月发布的典型案例指出：原物业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场的，法院对其索要物业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三种：物业公司采用非法手段催交费用。

最高法同一批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通过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催交物业费，譬如门禁和电梯。

第四种：物业公司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危害业主人身财产安全。

《民法典》第942条写着：物业服务人必须“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有些小区，车库污水横流，电梯随时可能坠落，物业公司已然触碰法律底线。

第五种：物业公司被业主大会依法解聘、拒不移交。

《民法典》第946条规定，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可以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以上五种情形，可以拒交物业费。这是物业公司自毁合约在先，与“觉悟高低”与“带头与否”无关。

遗憾的是，多地倡议书并没有划出界限，而是把公职人员装进了道德筐子。无论物业服务好不好、无论对方有无违法，都得“绝不拖延推诿”。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职人员该不该带头交费”，而在于谁来保证他们交的每一分钱，换来了等值服务？

九江的倡议书原文写道：“对物业服务存在的问题，应通过合法途径反映，不应以拒缴物业费方式处理”。

话本身不无道理，拒缴物业费有法律风险。

但在现实中，“合法途径”往往是“漫长艰难”的代名词。也许走完全部流程，物业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克而瑞物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全国物业费收缴率从2020年的93%跌到2025年的71%，连续四年下滑。这只是一小部分人“觉悟不高”吗？

物业纠纷的本质，从来不是“有些人觉悟不高”，而是业主、物业公司、监管部门之间责权利长期不对等。

身边就有，物业公司肆意侵占公共收益，监管部门执法软弱无力，个别领导干部享受“免单特权”。

矛盾尖锐如此，指望公职人员靠“觉悟”缓解行业危机，是解决问题，还是拖延问题？

让普通公职人员来化解系统性矛盾，到底是“带头”，还是“垫背”？

实际上，更值得公职人员“带头”去做的，是那些物业纠纷中难而正确的事：

带头监督公共收益账目、带头参与业委会筹备、带头督促监管部门履职。

这些比带头交钱难得多、累得多，却有价值得多。

公职人员利用自身法律素养和组织能力，带头依法维权，必将成为法治社会的靓丽风景。

真正需补课的，不是公职人员的觉悟，而是物业服务行业的契约精神和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当物业公司服务达标，公共收益账目透明，交物业费这件事根本不需要倡议书。

反之，服务低劣、侵占公共收益、拒不退场的物业公司，早就该站到审判台前。

以法律为准绳、敢对掏钱“说不”的公职人员，或许正是法治最好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