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磻溪的情缘

全国以“磻溪”命名的地方很多，有福建福鼎市的“磻溪镇”以及陕西宝鸡市的“磻溪镇”，浙江湖州安吉县的“磻溪村”以及江西景德镇的“磻溪村”等，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十多个。而其中最有名、和李白渊源最深的，当数宝鸡市陈仓区的“磻溪镇”。

磻溪镇在宝鸡市东南方向，秦岭脚下，渭水南岸，是一个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其得名来自一条小河，这条河名字就叫“磻溪河”，后改名“伐鱼河”。改名的原因和姜太公有关，相传姜太公当年在此垂钓，后来钓到了周文王，演出了一幕助周伐商的故事，而“伐鱼”通“乏鱼”，有“愿者上钩”的意思。

磻溪也是道教全真派的发源地。当年王重阳在终南山苦修悟道，创立了全真派，仙逝后，四弟子丘处机来到宝鸡磻溪，在此苦修六年，又到宝鸡龙门洞潜修七载，史称“磻溪六年，龙门七载”，创立了“龙门派”。正是在磻溪和龙门的艰苦磨练，铸就了丘处机深厚的道行，后来他远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一言止杀，被尊为“丘神仙”并受命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教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白与宝鸡的渊源颇深。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三十岁的李白第一次远赴长安，寻求功名，闲来无事，便被弄玉与萧史“吹箫引凤”的传说所吸引，来到宝鸡岐山的凤台游历，写下了《凤凰曲》和《凤台曲》两首诗，留下了“嬴女吹玉箫，吟弄天上春。青鸾不独去，更有携手人”“人吹䌽箫去，天借绿云迎。曲在身不返，空馀弄玉名”的千古名句，咏叹了这段爱情佳话，流露出李白对美好传说的追慕与感慨。

天宝元载（公元742年），四十二岁的李白在此应诏入京，这次他信心满怀，踌躇满志，途中他登临太白山，写下了千古名篇《登太白峰》，其中“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既写出了他傲岸不羁，不为权势和功名利禄所束缚的性格特点，也道尽了他一边留恋尘世、建功立业，一边却要飘然退隐、做一个超凡神仙的矛盾心理。

也就在那一年，李白在终南山下，遥望入蜀地地交通要道之一“陈仓道”，触景生情写下了千古名篇《蜀道难》，其中的“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精准呈现了陈仓古道的路线图：从长安到陈仓，走青泥岭，入剑阁，最后到成都。可以说把蜀道的艰难与自己仕途的坎坷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李白与宝鸡最有意思的渊源还是在他晚年时期。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五十六岁的李白漂泊溧阳时，遇到了溧阳县主簿窦嘉宾。这位窦嘉宾祖籍陕西陕西扶风郡（今宝鸡凤翔一带），后在溧阳为吏。窦嘉宾性情豪爽、仗义大方，与李白一见如故，两人开怀畅饮，互促衷肠。李白为了表示感谢，也借此抒怀，写下了《扶风豪士歌》，留下了“好景如画人欢畅，醉卧扶风豪士衙。天下奇士多直爽，与我意气投又羡，做人不以他人势，情谊深重可移山”的慷慨名句。可以说，正是宝鸡人的热情好客，温暖了惯看世态炎凉、饱尝人情冷暖的李白的心，也让李白明白，即便这位扶风豪士不能给自己提供立功报国的机会，但也能让他“开心写意”地将胸中事一吐为快。

当然，李白到底来没来过宝鸡磻溪，学界目前还有争论，一派认为来过，证据就是李白的那句“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一派认为没有来过，说李白的年谱上就没有到过磻溪的记载。两派互有证据，争执不下。

我觉得，李白来没来过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李白和磻溪很有渊源，他在很多诗中都有提到，表达了他不同的心境。可以说，磻溪在李白的心中，从来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他理想的栖息地，也是他连接隐居与入世、失落与希望的精神地标。

其一，就是这首《赠从弟冽》。

天宝初年，经道士吴人筠推荐，唐玄宗召李白进京，任命其为供奉翰林。两年之后，李白不堪忍受这种“花瓶”职位，加之受到权贵的诋毁，便被“赐金放还”，到处游历。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极度烦闷。后来，他来到山东，遇到了堂弟李冽，两人把酒言欢，互诉衷肠，李白便写了这首《赠从弟冽》赠给李冽。

这首诗反映了李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和自己纠结的心理，既有对曾经“献主”感到的迷惘和悔恨，又有“知我在磻溪”的执着等待。全文较长，就不贴了。有兴趣的可以上网搜下。

通观全诗，写了四层意思。一是长安政治理想的幻灭，一上来就写道“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献主昔云是，今来方觉迷”。李白用楚王重赏假冒凤凰的典故，说自己当年也像那个楚人一样，一片赤诚地奉诏入京，希望能辅佐君王。但如今回头再看，才发觉自己身处腐朽的朝堂之上，是多么的执迷不悟，内心充满了自嘲与悔恨。二是写了与李冽重逢的喜悦与现实的尴尬，“逢君发花萼，若与青云齐”来描写兄弟相见之乐，仿佛盛开的并蒂花，而“顾余乏尺土，东作谁相携”却暴露了李白不善营生的尴尬处境，连一寸可供耕种的土地都没有，万物复苏的春天，又能与谁一同劳作呢？三是表达了自己不断进取的人生选择，“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说自己一心想着报效国家，羞于用功劳换取官爵利禄。四是用姜太公在磻溪垂钓来明志，“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李白以姜子牙自喻，坚信自己并非没有才华，只是像当年的姜太公一样，期待赏识自己的“明主”出现，即使被迫离开朝堂，他也不会同流合污，而是会继续等待，随时准备像姜子牙一样辅佐明君，建功立业。

其二，还有这首《鞠歌行》。

这首诗和《赠从弟冽》基本上写于同一时期，都作于李白因遭谗言诋毁、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之后。如果说《赠从弟冽》的落点是向堂弟倾诉“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的孤独坚守，那么《鞠歌行》则是面向整个时代的悲愤呐喊。两首诗一收一放，一沉郁一激烈，共同构成了李白离开权力中心后复杂心境的完整面貌。

这首诗李白一共写了两首，其中最广为传诵的是《鞠歌行·其一》，“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听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朝歌鼓刀叟，虎变磻溪中。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东。平生渭水曲，谁识此老翁。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

这首诗李白密集地运用了很多典故：如卞和献玉、宁戚扣角、百里奚遇秦穆公以及磻溪明志等，借卞和、宁戚、百里奚、姜太公等一系列历史典故，抒发自己强烈的用世之心与报国无门的愤懑。

朝歌城里的屠夫姜子牙，在磻溪钓鱼时实现了人生的巨变，一举辅助周朝夺取天下，并被封于营丘（齐国）。可他当年在渭水边垂钓时，又有谁认识他呢？在这首诗中，李白的情绪更加激烈，姜子牙当年从“鼓刀叟”到“虎变磻溪中”中的巨大反差，恰恰是李白内心最深的期待和最大的不甘。很多人只知道目送飞鸿，却对眼前的贤才根本不在乎。

其三，《梁甫吟》。

这首诗到底写于什么时候？目前学界还有争论，有的说是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刚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之后；有的说写于天宝九载（公元750年），李白游历金陵、浔阳、襄阳及南阳期间。但无论写于什么时候，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李白报国无门，功业未立，内心极度苦闷。于是他写了这首诗，借古讽今，宣泄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满腔愤懑。其中写到：“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可以说，这几句写得壮怀激烈，荡气回肠，把姜太公半生蛰伏、一朝腾飞的人生际遇写得酣畅淋漓。八十岁的“朝歌屠叟”来到渭水边垂钓，不因年老发白而自羞，反而在水边静待时机。十年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终于等来了周文王，达成了这场风云际会的君臣相遇。然而，在大贤真正改变命运之前，又有谁能预知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与前两首相比，《梁甫吟》中的磻溪意象更加丰满、更富戏剧张力。在《赠从弟冽》中，李白以“知我在磻溪”表达孤独的坚守；在《鞠歌行》中，他用“虎变磻溪中”抒发报国无门的愤懑；而在《梁甫吟》里，他几乎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了姜太公身上----同样的年老失意，同样的不被理解，同样怀揣着经天纬地的才能，在渭水边“寻常”地等待。

但是，李白的等待并非消极的沉沦。全诗后半段笔锋一转：“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依然渴望像姜子牙那样“逢时吐气”，依然相信“阳春”终将到来。哪怕现实是“阊阖九门不可通”，他也要“以额叩关阍者怒”。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正是李白最动人的地方。

诗末写道：“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屼当安之。”其中“屠钓”二字，再次点出姜太公曾为屠夫、后在磻溪垂钓的身份转变。李白坚信：真正的“神物”终会相遇，真正的风云际会必会到来。而他要做的，就像那个在磻溪垂钓的白发老翁一样，平静地等待，蓄势待发。

从《赠从弟冽》到《鞠歌行》再到《梁甫吟》，李白一次次地回到磻溪，一次次地咏叹姜太公。磻溪之于李白，早已超越了一个普通地名。它是他失意时的避难所，是他不甘沉沦的宣言书，更是他与命运博弈的精神支点。

前文说过，历史上可能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李白亲自到过宝鸡磻溪。他笔下的磻溪，一半来自史书记载，一半来自心灵投射。正如他自己所说：“磻溪非溪，乃心之溪也。”那条流淌在秦岭脚下、渭水南岸的小河，被他反复淬炼、提纯，最终凝结成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对明主、对机遇、对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最执着的守望。

今天，当我们站在宝鸡磻溪镇，看到伐鱼河畔的“太公钓鱼台”，或许会想起李白那些跨越千年的诗句。一个或许从未真正来过这里的人，却让这里的名字与他最深沉的情感紧紧绑在了一起。李白与磻溪的情缘，不是一次短暂的造访，而是一场持续了千年的灵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