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炫耀硬实力不道歉，退出六十多个群，外交使团大量空缺形象崩

他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外交政策最突出的特点，不在于他选择了什么目标，而在于他偏好的手段：对美国硬实力抱有绝对信心，几乎完全轻视已故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奈将这种力量定义为“吸引力”，也就是一个国家凭借自身特质，让他国愿意模仿它、靠近它、追随它，从而促使对方去做自己希望其做的事。

因此，拥有强大硬实力的国家，可以通过武力、威慑，或提供援助与保护来迫使他国就范。相比之下，软实力充沛的国家往往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别国愿意像它一样，认同它所坚持的原则，或者认为它代表着现代、成功，甚至“时髦”。

特朗普外交政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美国硬实力抱有绝对信心，几乎完全轻视“软实力”。

沃尔特并不是在否认硬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硬实力，往往也很难拥有软实力。

奈曾认为，美国把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起来，能让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占据巨大优势。这也是他对美国前景保持乐观、并对那些预言美国衰落的人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其漫长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他自己也开始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变化感到担忧。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在这种思路下，仿佛只要拥有军事力量就够了。政府曾以加征关税相威胁，逼迫贸易伙伴签署单边经济协议。尽管最高法院已裁定这些做法无效，政府仍表示将继续推进这一做法。

政府还在六个以上国家动用了军事力量，并继续在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杀害所谓的毒贩。即便当局并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也无法证明他们所有人都参与了非法药物走私，仍在这样做。政府也承认，这些措施对遏制非法药物扩散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特朗普总统还曾多次指责其他国家领导人软弱。他对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后者手里没有“王牌”，必须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对古巴实施封锁，目标是加剧普通古巴民众的痛苦，最终迫使古巴政权屈服。最后，特朗普政府放弃了外交，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没有必要、也毫无正当性的战争，其依据是一个错误判断：伊朗政权会迅速崩溃，进而出现一个对美国俯首帖耳的政府。

沃尔特注意到，这种对硬实力的迷恋，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政府几乎不费心去掩饰、赋予其合法性，或为之辩护。

他承认，大多数国家都会时不时做出恶劣之举，大国尤其如此，只是通常还会想办法用一套规范性说辞，把自己的铁腕包裹起来。

特朗普政府似乎每逢有机会破坏既有规范、伤害他人时，都会显得格外兴奋。

与这种对硬实力的颂扬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系统性举措，目的在于削弱那些曾让美国对外更具吸引力的制度与政策。埃隆·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项目突然拆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使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面临风险，也让美国看起来像是在随意行事、漠不关心。

政府还试图关闭“美国之音”广播网。由于国会罕见地提出反对，这一行动被法院叫停。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还让美国退出了六十多个国际组织，令数十个外交使团长期空缺，并使美国缺席多场重要国际峰会。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暴力突袭，以及无辜示威者被杀，也向世界暴露了美国阴暗的一面。

对高等教育的持续攻击，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高等教育原本是美国地位与软实力最鲜明的象征之一，如今却使美国高校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下降。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全球形象在改善，而美国的形象却在下滑。

沃尔特说，注意到这场针对软实力的系统性攻击的人，并不只有他一个。但让他惊讶的是，政府官员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们不明白，过度依赖硬实力，把军事力量当作伤害别国的工具，只会让其他国家更不愿与一个反复无常、热衷报复、甚至可能构成威胁的美国合作。

难道他们从未听过那句老话：温和比粗暴更能达到目的？

他认为，原因在于美国政府——从总统到最基层——把世界划分为强大的“赢家”和弱小的“输家”，而任何与弱者达成妥协的做法，都被视为失败。

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对力量的炫耀，以及他那些围绕“战士精神”的“男子气概”式表演，再加上白宫顾问斯蒂芬·米勒声称，历史的“铁律”证明强者支配弱者是合理的，这些都是这种世界观的典型例子。

第二个原因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虽然不断宣称自己爱国，但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态度中，很难看出他们真正欣赏这个自己试图领导的国家。就拿“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口号来说，如果你认为美国需要“再次伟大”，那就意味着你并不认为它今天已经伟大。

他们挥舞着各种象征性的旗帜，但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真正喜欢、真正欣赏的美国事物其实很少。他们不喜欢大多数媒体，鄙视大多数知名艺术家，厌恶民主党人——而民主党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还高于共和党人——也不喜欢制衡制度和法治。

他们怀疑那些并非出生于美国的公民，不尊重科学，把大学视为敌人，至今仍坚信那个神秘的“深层政府”控制着军队、外交系统以及许多政府机构。甚至连白宫本身，特朗普也不喜欢，还想把它改造成一座浮夸的帝国纪念碑。

第三，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偏爱那些可以被包装成现实政绩的速成方案，比如政府达成的虚假和平协议、临时性贸易协议等等，却忽视了在海外长期争取支持的工作。

特朗普及其圈子更在意的是与其他领导人做交易，而不是推动民众之间形成积极关系。后者的收益往往需要长期积累，甚至要等到他们离任后才会完全显现。既然自己到二〇二八年后就会离开权位，又有谁会在意下一代外国留学生是否会继续对美国抱有好感？

沃尔特认为，如果你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那么你自然会低估软实力的重要性，转而依赖硬实力。按理说，美国人本应更清楚这一点。因为美国外交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成功，正是通过与他国进行建设性、慷慨的合作实现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昔日对手。同时，美国也曾努力纠正自身社会中那些不受欢迎的一面，以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

这类例子包括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民权运动、对贸易自由化的审慎推动，以及那些最终以和平收场的艰苦谈判。正是这些谈判结束了冷战，并促成德国重新统一。

相反，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些最严重的失败——例如越南战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长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推翻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以及当前伊朗的灾难——都源于一种信念：只要军事力量足够强，成功就有保障。

沃尔特最后说，美国至今仍拥有不少有吸引力的优势。长期以来，外国政府和民众也一直能够把美国这个国家、这个可供效仿的范例，与其最糟糕领导人的行为区分开来。

但如果美国政治生活继续恶化，腐败继续蔓延，如果它继续以糟糕的方式使用军事力量，并以牺牲软实力为代价，那么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