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选只剩一年，法国左派连候选人都没定，这回麻烦惹大了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现在就去批评各类方案和主张的大量涌现，显然并不合适。

这些内容正通过新书出版或党派理论更新不断出现。法国面临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化，也面临一系列内部挑战，其中包括人口老龄化和债务负担加重等问题。如果在这种时候反而没有人提出分析和方案，那才真正令人担忧。

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到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再到弗朗索瓦·贝鲁、布鲁诺·勒梅尔和伊丽莎白·博尔内，许多人都在参与这场讨论。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党开展的工作值得讨论。由于迟迟无法选出自己的候选人，也无法让相当数量的盟友接受这名候选人，这个让·饶勒斯和莱昂·布鲁姆的政党，在接连遭遇选举失利、甚至一度面临被边缘化风险后，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理论。

人们应当记得，在2022年的上一次总统选举中，安娜·伊达尔戈仅获得1.75%的有效选票，比让－吕克·梅朗雄低20个百分点。

这份方案之所以让人感到尴尬，在于它始终无法填补一个巨大的空白：对于弗朗索瓦·奥朗德在社会党各派共同簇拥下执政的那五年，究竟该如何评价？2017年社会党瓦解之后，党内就无力完成这场必要的清理和反思。

九年过去，它依然做不到这一点。以至于这位前共和国总统不得不在4月15日接受《玛丽安娜》杂志采访时，亲自来完成这项工作。他说：“对左翼来说，执政是一种考验，但执政也必须是它的目标。否则，它就只是说话，或者喊叫。但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同时还表示，自己正在“为下一次大选做准备”。

至于他的前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任期为2016年至2017年，他同样被视为2027年选举的潜在候选人之一。在他看来，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产视为过时，社会党实际上只会把自己一步步推向更狭窄的空间。

在4月28日刊登于《费加罗报》的采访中，这位瑟堡前市长明确表示，自己恰恰完全认同这份社会民主主义遗产。他列出四个在他看来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的方向：“尊重共和国的原则、根基和价值”，调和“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在不走向去增长的前提下应对全球变暖，以及在威权政权面前重建多边主义。

社会党是否还想重新执政？如果想，又准备和谁一起执政？在当前阶段，这个问题根本无法作答。因为它提出的诸多目标，在财政困难加剧的背景下，彼此之间很难兼容：一方面强调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把退休年龄恢复到62岁；一方面要推动国家再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要对超级富豪的财富征税，却不去总结当年奥朗德提出对超高收入征收75%税率所付出的代价；一方面要提升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对债务压力视而不见。

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党能否推出一位候选人，并完成从“方案”到“纲领”的转变。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到了那时，各项主张必须收束、必须量化，也必须在与现实的直接碰撞中接受检验。

而现在显然还远远没有走到这一步。因此，这份方案目前唯一显现出的意义，更多只是防御性的：在社会党同时受到左右夹击之际，它试图重新确认自身的身份。左侧的压力来自“不屈法国”，中间地带的压力则来自所有自称代表欧洲、进步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人。

这也恰恰暴露了这场奇特预竞选的局限：各种主张接连抛出，但只要没有候选人成功围绕自己的名字形成起码的动能，这些主张最终都只是停留在不真实的层面。

除了“不屈法国”之外，几乎所有政党都还处于模糊状态。“不屈法国”虽然以一种带有宗派色彩的方式管理运动，却已经提前配齐了候选人、方案和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二线人马”：候选人是让－吕克·梅朗雄，方案也已具备，组织动员力量同样就位。

其他政党则都还没有明确方向，其中也包括国民联盟。尽管在当前阶段，国民联盟拥有最强的选举动能，但围绕其候选人姓名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玛丽娜·勒庞受到失去参选资格威胁的牵制——正迫使这个极右翼政党做出一连串它本来也并不陌生的意识形态扭转。

在五一节发表的讲话中，这位国民联盟领军人物迈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步子。其一，她正式确认放弃一项宪法性措施设想，该措施原本意在禁止双重国籍者进入国家最关键的岗位。这项主张曾在2024年立法选举竞选期间让她所在政党付出不小代价。

其二，她还第一次开始谴责“救济依赖”。而在此之前，她一直把自己塑造成弱者的捍卫者。

她这样调整，究竟是在承认自己选民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已经更趋强硬，还是在为主张向右翼靠拢的国民联盟主席若尔当·巴尔代拉预留回旋空间？尤其是在洛朗·沃基耶和布鲁诺·勒塔约等人物已经反复炒作这一议题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

无论如何，这些调整都让人不得不质疑这个政党的信念是否真诚。为了获得权力，它似乎愿意做出任何姿态上的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