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羊啃了她的红薯苗，她和我在地里滚成一团，事后她找我妈定了婚

10岁那年，妈妈彻底下不了床了。

赤脚医生开的针剂从一天一针变成四五针，最后用上了副肾，也是只管半天的事。

大夏天里，妈妈裹着棉袄缩在火堆边，喘气声隔着屋子都听得见。

我辍学了。

没什么可商量的。

家里三张嘴要吃饭，爸爸瘫在床上，两个姐姐早就嫁了人，姐夫们隔三差五来搭把手，但人家也有自己的一家人要养。

地里的活我还能干，爸爸在床上指点，我照着做。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撑起什么？

粮食勉强够吃，别的开销一样拿不出来。

妈妈打针的钱全靠借，借到后来，我连开口的底气都没了。

我从前哪过过这种日子。

十岁以前，我是家里最小的，两个姐姐大我那么多，什么活都轮不到我。

那年代别人家都是一半杂粮一半米，我碗里全是白米饭。

村里孩子馋我的饭，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投对了胎。

我爸腰直不起来那年，家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只是那时候好歹还有我妈撑着，我还能上学。

等她一倒，天就真塌了。

人饿急了，脸是不值钱的。

我没去偷人家的鸡，没去摸人家的狗，但山上的柴和树我扛了不少。

天黑透了摸上去，砍完扛回来藏在楼上，等风头过了再扛出去卖。

就那么几个钱，够给我妈打几针。

有时候看见别人家的桃子梨子熟了，也摘两个啃。

村里规矩，瓜果梨桃路过的摘一个吃不算什么，可我不一样，偷树的名声早就传出去了，于是就格外招人恨。

有一回我摘了谁家几个桃子，那家主妇站在村口骂了一整个下午，骂我爸病成那样还不积德，骂我妈的哮喘是报应。

我蹲在自家院子里听着，心里头那点愧疚，三下两下就被恨意顶没了。

恨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恨这日子怎么就到了这一步。

晚上给我妈烧水擦脸的时候，她喘着粗气跟我说别去偷了，人家骂得难听。

我说我知道。

第二天夜里还是去了。

22岁那年，我还是光棍一条。一起长大的那几个，孩子都抱上两三个了。

不是不想找。是没人愿意嫁进来。

包产到户以后，日子本来该好过了。

爸爸走了三年，家里就剩我和妈妈，两个人的田土，我干起来跟玩似的，大把时间空着。

别人趁闲去邻县矿上打工，一天挣个块儿八毛的，我没法去。

我妈离不开人。

她那哮喘平时看着不要紧，一发作就喘不上气，脸憋得发紫，必须马上打针。

为了省每次叫赤脚医生那几毛钱，也为了不耽误那几分钟，我硬着头皮学会了打针。

消毒、弹针管、扎进去、慢慢推药，这套动作我比不少护士都熟。

这是我辍学以后，唯一正经学到手的本事。

所以不管去哪干活，我都得掐着点。

就算在屋前屋后转，也不敢走远。

村里人提起我，嘴上总带两句：“这小子手脚不干净，偷过别人的柴火树木，但对他妈，那是真没得说。”

84年开春，两个姐夫凑了点本钱给我，让我买几只羊试试。

羊这东西省事，吃草就行，河边路边山坡上到处都是，不用喂粮食。

我想着多少是个进项，就买了五六只。

到了夏天，羊长得不错，圆滚滚的，基本不用我费心。进山砍柴的时候顺道把它们赶上山，砍完柴再赶回来，一趟活儿干两件事，划算。

那天热得发闷。上午忙到十点多收工，想起羊还关在圈里饿着，就去开了圈门。

那几只羊出了圈，直接过了门口的石桥，往对面小山脚那边跑。

那边是邻村的地盘。大集体的时候两家合在一起，后来分开了，十几年的工夫，早就没了一点“一家人”的意思。

我心里顿了一下，还是跟了过去。

阳光白花花的，晒得人睁不开眼。

我站在山脚底下四处扫了一圈，半个人影都没有。

山脚那有一片梨园，旁边是块红薯地，薯苗刚栽下不久，长得正旺。

树上的青皮梨已经熟了，一个个挂在那儿，皮上带着细密的麻点。

我咽了口唾沫，钻了进去。

三两下上了树，骑在树杈上摘一个啃一个。

那梨水分足，糖分也高，咬一口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连吃了好几个，肚子里那股子馋劲儿才算压下去。

吃够了，我又想起我妈。

这东西她肯定喜欢，软，甜，她牙口不好正合适。

我扯起衣角兜了几个熟透的，心里想着回去削了皮给她尝尝。

刚要下树，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炸过来：

“谁家的羊！把我的红薯苗吃光了！”

我脑子一激灵，刚要应声，嘴张了一半又硬生生闭住了。

我人还在梨园里，这时候冒出去，不等于告诉人家我是来偷梨的？

我没吭声，猫着腰从另一边绕出去，兜了个大圈子，才装成刚路过的样子往喊叫的方向走。

到了地方一看，认识。

邻村的若英，年纪跟我差不多大。

她男人结婚没一年就出了事，人没了，她没改嫁，说要守三年孝，这事附近几个村都知道。

我还没开口，若英一眼就认出了我，冲过来一把揪住我衣领：

“周文秉！都说你是三只手，连你养的羊都跟你一个德行，跑来偷吃我红薯！”

“三只手”这三个字一入耳，我火噌地就上来了。

我看了一眼她的红薯地，确实被啃了一大片，估摸着有半分地，新栽的苗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心里那点火气本来还有点发虚，架不住她骂得难听。再说了，她一个女人，还能打我不成？

我瘪了瘪嘴：“不就几根红薯苗吗，犯得着这么大喊大叫？难怪你克夫，这么小气量，天老爷都看不过眼。”

这话是奔着捅她心窝子去的。

她骂我三只手，我就戳她克夫。

若英脸一下就白了，没等我看清楚她的表情，整个人就撞了过来，又揪住了我的衣领：

“你个三只手，糟蹋了我的庄稼还满嘴喷粪，真当没人收拾得了你？”

我一个七尺男的，能让女人这么揪着？

我抬手扳她手腕，劲儿没敢使太大，可她脚下被红薯藤一绊，整个人往后倒。

她倒了也不松手，死死揪着我衣领，我一个没站稳，跟着也砸了下去。

两个人一起摔进红薯地里。

地里没石头，红薯藤铺了两三尺厚，摔下去倒不疼。

我心想她也该松手了，站起来骂几句就完了，我不跟女人计较。

她不松。

不但不松，她头一歪，一口咬在我脖子上。

那一下疼得我头皮都炸了。

脑子一空，啥也顾不上了，就地打起滚来，想把她甩开。

她不松手，也不松口，死咬着不放。

我滚她也滚，两个人在红薯地里翻过来滚过去，红薯藤被碾得稀烂。

滚到最后，两个人都没劲了，才各自松开。

我喘着粗气爬起来，一肚子火没处发，嘴里打了个呼哨，把羊往一块儿赶。

手摸了一把脖子，没血，但有几个深深的牙印，凹进去的。

我赶着羊没走多远，若英在后面放声大哭。那哭声又尖又响，我硬着头皮往前走，迎面碰见我们村的一个大伯。

大伯瞅瞅我，又瞅瞅远处哭天喊地的方向，咧嘴笑了：

“文秉啊，想媳妇了就托人做媒去，别大白天的跟女人在红薯地里滚，这像什么话。”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

脖子上那几个牙印还在发烫，怎么解释？说若英咬我？说她先动的手？越说越脏。

我把嘴闭上，闷头把羊赶回家关好，在院子里站了会儿，又转身出了门。

我是真怕若英找上门来。

我妈还躺在床上，要让她看见有人上门闹，她那口气喘不上来可怎么办。

我在田里放水，隐约听到我家方向传来哭声。

心里一紧，扔了锄头就往回跑。

跑到屋角，果然看见若英坐在我妈床边，拉着我妈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周家婶子，谁不知道您是老实通情理的人，您给评评理，你家那小子，放羊把我红薯苗吃光了，还骂我是克夫的命！”

我妈靠在床头，喘气本来就费劲，还是撑着身子跟她说好话：

“孩子你别急，糟蹋了你的庄稼，我们家就是讨米要饭也赔给你。骂你那么难听，等他回来，我带他上门给你赔罪。”

这话说得太周正了，若英再泼辣也挑不出刺来，哭声都降了调，反倒夸了我妈几句。

我在屋角猫着，没敢进去。

篱笆外几个看热闹的乡亲见吵不起来，也散了。

正犹豫着，屋里突然传来我妈的喘气声，那不是平常的喘，是哮喘发作的动静，又急又闷，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我探头一看，她捂着胸口，脸白得没一点血色，嘴唇泛青。

我什么都顾不上了，几步冲进去，抱起她就往屋里床上放。

若英还没走，我顾不上看她，拉开抽屉拿出针盒，动作是练了无数遍的。

抽出针管，掰安瓿的瓶颈轻轻一扳就断了，吸药，弹气泡，找位置，扎进去，慢慢推。

一气呵成。

打完针，我妈的喘气声慢慢平下来，眼睛闭着，睡过去了。

我这才直起腰，发现若英还站在旁边，一直没走。

她那张脸上早没了刚才的泼辣劲儿，声音都轻了许多：“你妈妈没事了吧？要不要送医院？”

我没好气地说：“不用。多少年了，打了针就好。”

若英没接话。

我看她眼神有点发直，估计是被刚才那一下吓着了。

也正常，村里人都晓得我妈是老病号，可刚才那一出要是出了事，她是脱不了干系的。

第二天一早，我妈硬撑着起了床，拉着我去了若英家。

我站在若英面前，低着头说了句对不起。

我妈又问若英，红薯苗地我给你补种上行不行。

若英摆了摆手：“不用了，他都认了错，这事就算了。”

我看了她一眼，觉得哪儿不对劲。

这人昨天还跟我在地上滚成一团，咬我脖子那狠劲儿跟要咬死人似的，今天就这么干脆地揭过去了？

但我也没多想。能消停就消停，认了错，赔了礼，这事翻篇了。

只是临走的时候，若英站在门口多看了我一眼。那

眼神说不上是什么意思，但我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下雨，我没出门，在家陪我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嗑。

正说着话，门口光线一暗，若英来了。

没说什么事，进门往我妈旁边一坐，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

聊到实在没话了，她顺手拿起我妈纳了一半的鞋底，低头纳了起来。

我在旁边看愣了。这什么情况？

她倒是不尴尬，跟我妈聊得挺上路，时不时的两人还笑出声来。

到了中午，她起身去灶房做了饭，在我家待了一整天才走。

从那以后，她隔三差五就来。

帮着我妈纳鞋底、缝衣裳、收拾屋，以前这些都是我两个姐姐回娘家来弄的，现在她给干了，姐姐们倒省了不少事。

就这么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若英走了以后，我妈靠在床头，忽然问我：

“听说那天羊吃了人家红薯，你跟若英在地里扭打了半天，把人家红薯苗滚坏了不少？”

我脸一下就热了。

在自己妈面前，这事没法否认，也张不开嘴解释。

可我心里奇怪，我妈几年没出过门了，这事她怎么知道的？

“人家一个寡妇，本来就容易惹是非，”我妈接着说，语气不紧不慢的，“被你在地里那么一滚，还有什么清白可讲。你们年纪也差不多，人家有这个意思，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脑子嗡了一下：“妈，咱家这条件，她能图什么？”

我妈笑了笑，没再说下去，就撂了一句：“你不反对就行，下回她来了，我跟她说说。”

之后的事完全超出了我的掌控。

我妈到底怎么跟她说的，我不知道。只知道再见到若英的时候，她径直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眼睛撂下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你这辈子别想逃出我手心。”

就这么着，她给前夫守孝的三年期刚好满了，我们成了亲。

结了婚，家里的事她一手抓了过去。

我从一个看不到头的单身汉，忽然就有了奔头。

外出干活不用再掐着点儿往回跑，家里有她照看我妈，我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第二年，孩子生了。

不知道是家里有了喜事，还是日子顺了能吃上点好东西，我妈的病竟然慢慢缓了下来。

每天打针的次数少了，到后来能帮着带带孙子，我们夫妻俩就能腾出手去挣更多的钱。

很多年后，孩子都长大了，有一回我问她：“当年你到底怎么看上我这个三只手的？”

她看了我一眼，说：“那天在地里跟你滚了一身泥，回去心里就有点不对劲。后来又看你给你妈打针，两下就把针打完了，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忽然就踏实了。”

她顿了顿，又说：“后来我想，别人光说你三只手，可一个对爸妈那样的人，再坏能坏到哪儿去？想明白了，我就自己送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