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热得像高梁地里的野合，一个冷得像流亡路上的雪
中文世界有两个诺奖得主。一个被你记住了，一个被你忘了。
莫言和高行健，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一个“热文学”，一个“冷文学”。这个“热”和“冷”不是温度，是骨子里的东西。
先说热的。莫言的文字是吃出来的。他笔下的饥饿不是隐喻，是他童年真实啃过的树皮；他笔下的欲望不是象征，是土地上疯长的高粱。你读《红高粱家族》，那些打架、偷情、杀人、喝酒的场面，热得烫手。莫言从来不跟你绕弯子，他要写人性，就直接写“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滚在一起；他要写苦难，就让一个母亲生九个孩子，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他的热，是把中国民间故事的血腥和粗粝全部端到你面前，不滤镜不美颜，甚至还要加两勺辣椒。
高行健是另一路人。他的冷，是骨灰级的冷。《灵山》里那个一直在走、一直在找“灵山”的人，走了七百多页，最后发现灵山就是一场空。《一个人的圣经》更是冷到骨头缝里——他在写一个流亡者回忆过去的政治风暴，用的是第二人称“你”，像是对着镜子审判自己。高行健的文字像手术刀，不带感情地切开历史、政治、人性。他不煽情，不控诉，他甚至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他让你自己在那片白茫茫的雪地里站着，冷着，想明白算你本事，想不明白活该。
诺贝尔奖给莫言，是看中了他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的狂欢能力；给高行健，是肯定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抗体制的姿态。
但说实话，你更愿意读谁？
在这个大家都活得很累的时代，莫言的“热”是一种解药——他让你觉得，再大的苦难也不过是酒一碗，干了就是。高行健的“冷”就麻烦一些，他让你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无意义。
所以大多数中国人选了莫言。不是高行健不好，是他太冷了，冷到我们不敢照镜子。
可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不够热，而是太躁了。偶尔读读高行健，让自己冷静三秒钟，也许能看见更多不该被遗忘的东西。
莫言是酒，高行健是冰。酒能忘忧，冰能清醒。你选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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