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任赵集畜牧站长，和猪贩斗智斗勇‖王国勇

20年前我是畜牧兽医站长

二十多年前，赵集畜牧兽医站因为频繁更换站长，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当时，我在政府机关坐办公室，主要写工作方面的各种材料，尽管早上班、晚下班，辛辛苦苦，但业务熟练，没有什么压力感，日子过的清闲安逸。

不巧的是，兽医站站长去世了，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临时救急 出任站长 ，我说我多年来与文字打交道，恐怕胜任不了具体工作。说句心里话，潜意识是舍不得工作完成后“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日子。领导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们年轻人，要多到一线去打拼，为政府排忧解难，为领导出谋划策，为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保驾护航。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领导推心置腹的话语，一下把我的工作热情和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了。我当即表态，服从组织决定，听从领导调遣，到畜牧战线大干一场。

畜牧兽医站的工作范畴很宽泛，主管动物及动物产品，活体动物包括猪、马、牛、羊、鸡、鸭、鹅，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以及街上开食堂的、卖卤下水的、卖冻油的、贩运死猫赖狗的。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电话，说有个屠宰户在竹李村贩运死猪。猪病死了，现正在褪毛；少时，举报者又说正开肠破肚；又过了一会儿，举报者说马上要装车运走了。

我接到举报后，立即调兵遣将，在站上待命。不一会儿，电话来了，说拉病死猪的机动三轮车往西去了，我们待命的人也朝那个方向进发。紧接着，举报者说贩卖死猪的人没有走大路，而是从村部路口拐弯往南去了。

要知道，这是一条生产路，两三米宽，路上长满蚂蚁草，不是这一方的人，根本不敢贸然行走，况且还是载重车。

那个猪贩刚出村，我们的布控人员就远远地看见了，于是他们开着桑塔纳小轿车，从麦后的茬子地里包抄过去。

那收死猪的贩子，看见我们的执法队员，吓得魂飞魄散，将死猪及运输车辆开到了站上。因我刚当站长，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处理，询问资深执法工作人员，他们给我说，必须做无害化处理，就是将胴体烧掉。

虽说死猪很肥，板油、花油很多，但直接点燃根本点不着。无奈，我又要求猪贩子灌了二十斤柴油，将胴体浇遍，这才就地火化了。呛鼻的油烟味、烧焦的糊肉味，和着噼里啪啦的声响，真是惨不忍睹。后来，我们依法对死猪贩子作出了罚款决定，并支付了举报者的辛苦费。

多年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我陪同从外地回来的朋友，到猪贩家去喝酒。酒过三巡，猪贩数落我说：“王站长啊王站长，你的脸够青的，没收了俺的猪，罚了俺的款，还逼着俺又灌了二十斤柴油。”我苦笑道：“这叫公事公办，公正执法，如果是你干着这个事情，也会这么去做的！”

后来，猪贩凑近我问：“王站长，这个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到底是谁举报的啊？”我说：“这是职业道德，不能随便告诉你。”接着，我问他：“这个事情属实吗？”他说：“属实。”我问：“如果没人举报，是不是病死猪肉流入市场了？”他说：“那是。”我说：“这不就得了吗？按照《动物防疫法》规定，病死猪肉不能通过流通环节进入市场，违者必须严厉打击，我的做法错了吗？”他连连点头：“不错不错，就该这样！”

还有一次，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外省一个猪贩，联合本地屠宰户，在北边收运一头死猪，准备运到省外去。

挂断电话，我第一时间召集人马，兵分两路，沿邓罗公路布控堵截。因邓罗路线路长、路口多，我们人力有限。于是，赵集街高杆灯附近，部署了三分之二的执法人员，另外三分之一由我带队，去往余家村陈岗自然村。因为距高杆灯北一点五公里处，有一个乡村主干道岔路口，通往这个村。猪贩们大都久经沙场，反侦察能力极强，光天化日之下，很可能从偏僻路段经过。我们一行人刚来到陈岗门前路边洋槐树荫凉处，就看见有一辆机动三轮车自西向东、由远及近而来。因路况差，车子开得很慢，一簸三晃，吱吱呀呀。他们来到村口，当即看到我们的执法人员，那个死猪贩子长叹一声：“今儿点背，该叫人家逮住！”看来，猪贩在别的地方，已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那年，上级提倡成立乡镇“三统”办公室，要求食品、畜牧、公安、工商等部门参加，实行生猪集中屠宰。这样的做法，利于集中检疫，有效防止病死猪肉流入市场。但是，集中宰杀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屠户们有想法——如果自行宰杀，不经过检疫，就能省却一笔费用。基于这样的想法，有的屠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集中屠宰一部分，再私宰一部分，然后混到一起出售。

要知道，乡镇畜牧兽医站是动物管理的唯一合法单位，部分人员经过考试，获得了省动物检疫执法资格证。任何单位不经过兽医站同意并配合，私自上路拦车，都属于违法行为。对有私杀乱宰者，也要向畜牧兽医部门举报，一经查实，依法严惩。

那天，有个屠宰户为了逃避“三统”，将生猪宰杀后藏匿起来了。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执法队人员立即前往，发现猪肉放在架子车上，被推进了楼梯间中。执法队出具查扣通知书后，连车带肉，拉到了兽医站。

晚上，刚吃过饭，几个工作人员正开会研究，时任邓州市人大代表、赵集社区党支部书记曾照敏同志来到了兽医站。我以为他是饭后散步，随便过来聊天，便赶紧递烟沏茶。坐了一会儿，方知他是给人说情来了。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到兽医站工作后，畜禽防疫工作得到了曾支书的大力支持，每年的防疫费用，他都一分不少地给我们了。并且集中防疫时，照敏大哥还派出得力干部通力配合，组织、协调防疫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疫病防治效果。

记得曾支书说过一句话：“你们是执法单位，举报了不执行，属于失职渎职，须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说着，他话锋一转：“天地国法人情，对私杀乱宰现象，决不姑息。”后来，我们对那个屠宰户进行了批评教育，让其补交了费用，补办了相关手续。

说实话，我与曾照敏同志私交甚厚，他病重期间我多次登门看望，逝世后我亲自执笔，写下了《沉痛悼念曾照敏同志》的祭文，送老兄、老友、老支书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