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汉末下邳佛教圈层与严佛调佛学思想及传承关系研究

汉末下邳佛教圈层与严佛调佛学思想

及传承关系研究

东汉末年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关键初传期，下邳凭借独特的政治、地缘与宗教环境，成为早期佛教在东方的核心传播圈层。严佛调作为汉地有史可考首位出家僧人、首位本土译经僧与佛教撰述者，其生平成长、佛学根基、修行理念与学术实践，均深度植根于下邳地域佛教土壤。本文以汉末下邳佛教圈层为核心研究场域，梳理下邳自楚王英奉佛至笮融弘法的佛教发展脉络，厘清地域佛教生态对严佛调的塑造作用；在此基础上，系统考证严佛调生平行迹、译经成就与佛学思想，重点解读其修行观、修行次第，剖析其佛学思想与下邳地域佛教传统的内在传承关联，最终明晰其作为汉地佛教开拓者对后世佛教本土化、僧团制度与义理发展的深远影响，填补早期汉地本土僧人与地域佛教圈层互动研究的学术空白。

一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原，历经百年传播，至东汉末年突破宫廷与西域僧团局限，逐步向民间与本土士人阶层渗透。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州、盱眙一带）作为东汉东部重要的政治、交通与文化重镇，先后涌现出楚王刘英奉佛、笮融大规模建寺弘法等标志性佛教事件，形成了融合黄老方术、本土信仰与西域佛教的独特地域佛教圈层，是早期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试验场。

严佛调作为汉末下邳本土僧人，是汉地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打破汉代“汉人不出家”的传统禁忌，成为首位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本土出家沙门；参与并主导佛经翻译，开启本土僧人译经的先河；撰写《沙弥十慧章句》，成为汉地首位独立进行佛教义理撰述的僧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严佛调个人生平、译经目录与历史地位的单一考证，鲜少将其置于下邳地域佛教圈层的整体脉络中，探究地域佛教生态对其思想形成、修行实践的深层塑造，以及其对地域佛教传承与后世汉地佛教的双向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汉末下邳佛教圈层为切入点，开展严佛调的全方位深度研究，既还原早期地域佛教的真实生态，也深挖严佛调佛学思想的根源与价值，对厘清汉魏佛教传承脉络、推进早期佛教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1.2 研究现状综述

近现代学界对严佛调的研究始于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首次系统考证严佛调为“汉人出家第一人”，梳理其译经与著述基本脉络，奠定了严佛调研究的学术基础。后续学者多围绕其生平籍贯、译经目录、《沙弥十慧章句序》文本解读、历史地位定性展开研究：任继愈《中国佛教史》梳理其译经成果与文本价值；严耀中从僧姓法名角度考辨其身份特征；部分地方文史研究关注其与下邳铁山寺、九镜禅寺的建寺关联。

在汉末下邳佛教研究方面，学界多聚焦于楚王英奉佛、笮融建寺弘法两大事件，分析早期佛教在贵族与民间的传播形态，探讨下邳地域佛教的信仰特征与社会影响，但未将严佛调纳入下邳佛教圈层的核心研究体系，忽略了地域佛教传承与本土僧人成长的内在逻辑。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历史文献考据为核心，结合佛教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纵向脉络梳理法开展研究。首先，梳理汉末下邳佛教圈层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考证地域内核心佛教人物、信仰形态与传播基础；其次，结合下邳佛教生态，系统考证严佛调生平、出家机缘、译经与撰述历程；再次，深度解读严佛调的修行观、修行次第，剖析其佛学思想与下邳地域佛教的传承关联；最后，总结严佛调的历史地位与对后世汉地佛教的深远影响。全文以地域佛教圈层为纽带，实现“地域生态—人物成长—思想形成—后世传承”的完整研究闭环。

二

汉末下邳佛教圈层的形成与发展脉络

2.1 下邳地域优势与早期佛教传播机缘

下邳地处黄淮平原腹地，扼守汴水、泗水交汇要道，是东汉东部连接洛阳、齐鲁与江淮的交通枢纽，商贸往来频繁，为西域僧人东来弘法、佛教文化传入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条件。同时，下邳作为东汉分封诸侯国的重要封地，政治地位显赫，世家大族聚居，文化底蕴深厚，兼具宫廷贵族信仰与民间文化传播的双重基础。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后，长期依附于黄老方术，在上层贵族中悄然传播。下邳作为皇室宗亲封地，率先接触到宫廷中的佛教信仰，加之西域商旅、僧人经丝路东行，多途经下邳停留弘法，逐步形成了佛教传播的独特地域优势，为后续佛教圈层的形成奠定了地缘与文化基础。

2.2 下邳佛教圈层的核心发展阶段

2.2.1 开端：楚王刘英奉佛——上层贵族佛教信仰的开端

汉明帝永平年间，楚王刘英就封于下邳，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首位信奉佛教的皇室贵族。《后汉书》记载，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不仅自身奉持佛教斋戒，还收纳西域僧人，开展佛教祭祀活动，正式将佛教信仰引入下邳地域。

楚王刘英的奉佛行为，开启了下邳佛教传播的先河，也确立了早期下邳佛教“佛道融合”的基本形态：将佛教与黄老之学、方术祭祀相结合，以斋戒、祭祀为核心信仰形式，依托上层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实现佛教在地域内的初步传播。尽管刘英后因谋反案自尽，其奉佛活动受到冲击，但佛教信仰已在下层士族与民间悄然扎根，成为下邳佛教圈层的源头。

2.2.2 发展：康恺等士族奉佛——民间佛教信仰的积淀

继楚王刘英之后，下邳地域内以康恺为代表的地方士族、文人阶层逐步接受佛教信仰，成为佛教在民间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下邳佛教摆脱了单一的宫廷祭祀形态，逐步向士族阶层渗透，佛教的义理思想开始被本土文人接触、解读，形成了“上层贵族引领、地方士族传承”的传播格局。

康恺等本土士族的奉佛行为，一方面推动佛教与本土儒家、道家文化进一步融合，另一方面为下邳培养了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吸引了诸多有志学佛的本土青年，为严佛调的出家与学佛提供了直接的文化环境与人脉基础，实现了下邳佛教从上层向中层、从祭祀向义理学习的初步转型。

2.2.3 鼎盛：笮融建寺弘法——地域佛教圈层的成熟

东汉末年，笮融出任下邳相，掌控下邳军政大权，开展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组织的佛教弘法活动，标志着下邳佛教圈层进入鼎盛阶段。笮融在下邳境内修建浮图祠（九镜禅寺），铸造金身佛像，举办盛大浴佛活动，免除佛教信徒徭役，吸纳信众数以万计；同时，邀请西域僧人驻锡弘法，翻译佛经，推动佛教在民间的普及。

笮融的弘法活动，彻底改变了早期佛教依附黄老、小众传播的形态，构建了完整的寺院弘法、信众聚集、仪式实践的佛教传播体系，使下邳成为与洛阳齐名的东汉佛教两大中心之一。此时的下邳，寺院林立、僧人云集、信众众多，既有西域高僧驻锡译经，也有本土士人学佛修持，形成了融合西域佛教与本土信仰、涵盖上层贵族、地方士族与基层民众的完整佛教圈层，为严佛调的出家、修行、译经与弘法提供了成熟的宗教环境与学术平台。

2.3 汉末下邳佛教圈层的核心特征

汉末下邳佛教圈层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一，佛道儒融合，佛教始终与黄老之学、儒家伦理相结合，契合本土文化语境；其二，自上而下传播，以皇室贵族、地方官吏为核心引领，逐步向民间渗透；其三，实践先行，义理初兴，早期以斋戒、祭祀、寺院仪式为核心，后期逐步开展佛经翻译与义理学习；其四，地域独立性强，形成了区别于洛阳佛教圈的东方佛教传播中心，拥有独立的寺院体系与信众群体。这一独特的地域佛教生态，深刻塑造了严佛调的佛学思想与修行路径。

三

下邳佛教圈层视域下严佛调生平行迹考辨

3.1 籍贯与早年成长：植根下邳佛教土壤

严佛调，亦作严浮调，东汉临淮人，临淮即汉末下邳郡所辖地域（今江苏盱眙、邳州一带），其出生地与成长地均处于下邳佛教圈层核心区域。据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记载，严佛调“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自幼生长于下邳浓厚的佛教文化环境中，早年深受楚王英以来佛道融合信仰、士族奉佛传统与笮融弘法氛围的熏陶，接触佛教经典与修行理念，埋下了学佛出家的思想根基。

与当时多数西域僧人不同，严佛调作为本土士族子弟，自幼接受儒家、道家文化教育，同时深耕佛教义理，兼具本土文化素养与佛学学识，为其后续融合中印文化、开展译经与撰述奠定了学识基础。其早年的成长经历，完全植根于下邳地域佛教土壤，地域佛教的传承与氛围，是其走上出家修行之路的核心前提。

3.2 出家机缘：打破禁忌，开创汉僧先河

东汉初年至桓灵时期，朝廷明令“汉人不得出家”，佛教僧团均为西域僧人，本土民众仅能以居士身份信奉佛教，无法出家修行。而汉末下邳佛教圈层的成熟、笮融弘法带来的佛教政策松弛，以及地域内浓厚的佛教氛围，为严佛调出家提供了机缘。

严佛调成年后，前往当时佛教传播的核心洛阳，师从安息高僧安世高学习小乘禅法与佛经义理，后正式出家修道，成为汉地首位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本土出家僧人。其出家行为，既是个人对佛教信仰的坚定追求，也离不开下邳地域佛教长期发展带来的文化支撑与社会认同：下邳自楚王英以来百年的佛教传承，让本土社会对佛教的接纳度大幅提升，为其打破世俗与朝廷禁忌、出家修佛提供了社会基础。出家后的严佛调，始终心系下邳，晚年返回下邳建寺弘法，传承地域佛教文脉。

3.3 译经与撰述：立足本土，融通中印佛法

严佛调的译经与撰述生涯，始终依托下邳与洛阳两大佛教中心，融合西域佛教经典与本土文化语境，开创了本土僧人译经、撰述的先河。

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严佛调与安息优婆塞安玄在洛阳合作译经，由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笔受润色，译出《法镜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两部经典。其译文“理得音正，尽经微旨”，既精准还原佛经原义，又契合本土文人阅读习惯，摆脱了早期西域僧人译经文辞晦涩、生硬直译的弊端，实现了梵汉佛经翻译的首次成熟突破。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严佛调独立主持译经，译出《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古维摩诘经》《思意经》《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等多部大小乘经典，成为首位独立译经的本土僧人。同时，严佛调撰写《沙弥十慧章句》，并亲撰序言，这是汉地本土僧人首部独立的佛教义理撰述，填补了本土僧人阐释佛教义理的空白，也体现了其立足下邳、融合本土文化的佛学思考。

3.4 晚年弘法与圆寂：回归下邳，传承地域佛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洛阳佛教生态遭受冲击，严佛调返回故乡下邳，在盱眙、邳州一带修建寺院（铁山寺、九镜禅寺），驻锡弘法，将洛阳所学的佛学义理与下邳地域佛教实践相结合，向本土信众传授禅法、戒律与修行理念，进一步完善下邳佛教圈层的义理体系与僧团制度。

关于严佛调的圆寂时间与地点，早期佛教文献未明确记载，结合下邳地方碑刻与后世佛教史籍考证，其约于东汉献帝建安初年圆寂于下邳弘法寺院，一生扎根下邳佛教土壤，从学佛、出家、译经到晚年弘法，始终与下邳佛教圈层深度绑定，完成了“从地域佛教孕育的本土僧人，到地域佛教传承的核心开拓者”的完整历程。

四

下邳佛教影响下

严佛调佛学思想与修行体系解读

4.1 严佛调佛学思想的地域根源

严佛调的佛学思想，深度植根于下邳百年佛教传承的土壤，是下邳佛道儒融合信仰、实践型佛教传统的集中体现。

其一，继承下邳“佛道融合”的信仰传统。严佛调自幼接触楚王英以来“黄老浮屠并祀”的信仰形态，其佛学思想始终将佛教禅法、智慧修行与道家“守一”“本无”理念相融合，契合本土文化认知，这与下邳地域早期佛教传播形态一脉相承。其二，立足本土儒家伦理，践行佛教修行。下邳作为儒家文化浸润的地域，严佛调在佛学阐释中融入儒家孝悌、修身理念，以本土伦理解读佛教戒律，推动佛教本土化，这也是下邳地域文化对其思想的直接塑造。其三，承接笮融实践型佛教理念，注重修行落地，反对空谈义理，强调修行的次第性与实践性，契合下邳佛教重实践、重仪式的传统。

4.2 严佛调的核心修行观

4.2.1 以“慧”为核心的修行宗旨

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中明确提出：“夫十者数之终，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数不定，行非道不度”，将“慧”视为佛教修行的核心宗旨，认为修行的根本在于开启智慧、体悟佛理，通过对“十慧”的修习，实现对佛法的透彻理解与自我心性的解脱。这一修行观，既承接安世高小乘禅法的智慧理念，又结合下邳本土道家“悟道”思想，构建了本土化的修行核心宗旨。

同时，严佛调强调修行的普适性，认为《沙弥十慧章句》旨在启蒙初学佛法者，让基层信众、沙弥都能把握修行核心，打破了佛教义理的贵族化、小众化局限，契合笮融以来下邳佛教民间化、普及化的传播理念。

4.2.2 戒定慧合一的修行理念

严佛调的修行观，始终坚持戒律、禅定、智慧三者合一，将持戒作为修行的基础，禅定作为修行的路径，智慧作为修行的目标。他认为，沙弥修行需先坚守佛教戒律，规范自身言行，秉持儒家修身自律的理念；进而通过禅定修习，收敛心性、体悟佛法；最终开启智慧，达到修行解脱的境界。

这一理念，摒弃了早期下邳佛教重祭祀、轻修持的弊端，融合西域佛教戒定慧三学与本土修身理念，构建了兼具规范性与本土化的修行理念，既符合佛教原始教义，又适配本土信众的修行认知，推动了早期汉地佛教修行体系的成熟。

4.2.3 融合本土的入世修行观

严佛调作为本土僧人，摒弃了西域佛教离世苦修的单一模式，结合下邳地域儒家入世思想，提出了契合本土社会的入世修行观。他认为，修行并非脱离世俗、避世苦修，而是在世俗生活中坚守戒律、体悟智慧、修身行善，将佛教修行与世俗伦理、日常生活相结合。这一修行观，让佛教更易被本土社会接受，也推动了佛教在下邳民间的进一步普及，是早期佛教中国化在修行理念上的重要体现。

4.3 严佛调的修行次第体系

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中，系统构建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沙弥修行次第，这是汉地首个本土化的佛教修行体系，其修行次第完全立足初学僧众的实际，层次清晰、实践性强。

其一，基础持戒阶段：以沙弥十戒为核心，规范修行者的言行、心念，坚守基本伦理准则，打好修行基础，这是修行的入门前提。其二，心性修习阶段：通过禅定修持，收敛杂念、静心体悟，学习佛教基础义理，明晰修行宗旨，逐步净化心性，契合安世高小乘禅法与下邳道家静心理念。其三，智慧开启阶段：深入修习“十慧”法门，体悟佛法根本智慧，融会贯通佛理，实现心性与佛理的契合。其四，圆满践行阶段：将所修智慧、戒律融入日常言行，做到知行合一，自度度人，完成完整的修行历程。

这一修行次第，打破了早期佛经中修行路径晦涩难懂、不适应本土僧众的弊端，结合下邳地域僧众、信众的修行基础，实现了修行路径的本土化、通俗化、系统化，为汉地早期僧团修行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4.4 严佛调译经的思想倾向与本土化表达

严佛调的译经与笔受，并非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融入自身佛学思想与下邳地域文化的本土化阐释。其译经侧重小乘禅法与基础菩萨行，兼顾大乘般若思想，既承接安世高的禅法传承，又契合下邳佛教民间普及的需求；在译文表达上，摒弃晦涩的梵文直译，采用汉代文人熟悉的章句、文言体例，借用道家、儒家术语解读佛教概念，实现了佛经语言与义理的双重本土化。

例如，其笔受的《法镜经》，以本土修身理念阐释菩萨修行之道，文辞简约、义理通透，被道安评为“省而不烦，全本妙巧”；独立译出的《古维摩诘经》，推动了大乘佛教在家修行理念在民间的传播，契合下邳士族居士奉佛的传统。严佛调的译经，本质是下邳地域佛教本土化的文字呈现，是其佛学思想的重要载体。

五

严佛调对下邳佛教传承

与汉地佛教发展的深远影响

5.1 对汉末下邳佛教圈层的传承与升华

严佛调是下邳佛教圈层发展的集大成者，他彻底终结了下邳佛教“重实践、轻义理”“重祭祀、轻修持”的早期形态，将西域佛教义理、禅法与下邳本土信仰、文化相融合，完善了下邳佛教的义理体系与修行体系，推动下邳佛教从民间信仰、仪式传播，向义理修持、僧团规范化方向转型。

同时，严佛调返回下邳建寺弘法，培养本土僧团，传承译经与修行理念，让下邳佛教圈层在汉末乱世中得以延续，巩固了下邳作为东方佛教中心的地位，为魏晋时期江淮地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严佛调是下邳佛教传承的核心纽带，实现了下邳佛教从自发传播到自觉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5.2 作为汉地首位本土僧人的开创性意义

严佛调打破汉代“汉人不出家”的禁忌，确立了本土出家僧人的身份合法性，开启了汉地僧团的发展历程。在他之后，朱士行等本土僧人相继出家，汉地僧团逐步壮大，彻底改变了早期佛教由西域僧人垄断的局面，推动佛教从外来宗教转变为本土宗教。

其出家修行的实践，也推动了汉地僧团制度的初步形成，为后世佛教戒律、僧团管理的本土化提供了早期借鉴，是汉地佛教制度化、本土化的重要开端。

5.3 对汉地佛经翻译与义理发展的奠基作用

严佛调开创了本土僧人译经的先河，确立了“西域僧口译、本土僧笔受”的译经模式，提升了汉译佛经的准确性与本土化程度，为魏晋时期支谦、道安等译经大师提供了译经经验借鉴。其译经兼顾大小乘经典，丰富了汉地佛教经典体系，推动了般若思想、禅法思想在中原的传播。

同时，其撰写的《沙弥十慧章句》，开启了本土僧人独立阐释佛教义理的先河，确立了“章句解经”的本土化义理阐释体例，推动了汉地佛教义理的独立发展，为魏晋南北朝佛教玄学化、义理学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5.4 对佛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价值

严佛调的佛学思想、修行理念与译经实践，始终立足本土文化，融合儒道思想，践行本土化修行路径，是早期佛教中国化的自觉探索。他的实践证明，佛教只有契合本土文化、适配本土社会需求，才能实现长久传播，为后世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早期经验，深刻影响了汉魏之后佛教的本土化发展方向。

六

结 论

汉末下邳凭借独特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优势，形成了以楚王英奉佛为开端、士族传承为积淀、笮融弘法为鼎盛的独特佛教圈层，构建了佛道儒融合、自上而下传播、重实践接地气的地域佛教生态，为严佛调的成长、出家、思想形成与修行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土壤。

严佛调作为下邳佛教圈层孕育的汉地首位本土出家僧、译经僧与义理撰述者，其生平行迹始终与下邳佛教深度绑定，其佛学思想、修行观与修行次第，深刻承接下邳地域佛教传承，融合西域佛教义理与本土儒道文化，构建了本土化的佛教修行体系与译经范式。他不仅传承并升华了汉末下邳佛教圈层，更开创了汉地本土僧团、本土译经、本土义理阐释的先河，推动早期佛教从外来传播转向本土化发展，为汉魏佛教传承、佛教中国化早期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汉地佛教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意义。

本文立足地域佛教圈层视角，完成了对严佛调的全方位深度考察，厘清了地域佛教与本土僧人相互成就、相互塑造的内在逻辑，但受限于早期佛教文献的匮乏，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正文佚失、晚年弘法具体细节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考证，后续可结合考古发现与地方文献，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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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易明.严佛调和佛教初传中国刍议[J].五台山研究,2015(01).

[3]赖鹏举.东汉佛教史考论[D].台湾政治大学,2009.

[4]刘剑锋.汉末三国佛教与社会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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