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复活“特高课”为军事冒险做铺垫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日前表决通过有关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并移交参议院进行表决。根据目前日本政坛力量对比及部分在野党态度，该法案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程序的可能性较高。 从制度层面看，当前高市早苗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提升跨部门情报整合能力、强化国家安全治理效率。然而，若将这一法案置于日本近年来持续推进所谓安保政策“正常化”、防卫能力扩张以及修改“和平宪法”讨论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观察，此举绝非正常的国家安全制度完善，而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全面重建军国主义情报体系集权化、军事化的标志性事件。 将成日本政府操控舆论的核心工具 日本当局近来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相关法案对内直指民众权利和社会言论，企图通过鼓吹“外部威胁”、灌输右翼思想等手段，诱导民众支持扩军备武；对外牵涉军事扩张、地区安全，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施军事冒险作铺垫。因此，其历史危害性、现实危险性，远超所谓的“普通行政改革”。 近代以来，日本对内集权特务统治，始终是军国主义的帮凶。二战前，内务省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全国宪兵体系，构建了覆盖全社会的严密监控网络，对内残酷镇压反战人士、封锁舆论、清除异见、推行全民军国主义洗脑，用恐怖统治将整个日本绑上侵略战争的战车，留下了极其恶劣、臭名昭著的历史记录。此次高市早苗内阁强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很难不被看作战前“特高课体制”的复活。 目前，日本政府情报工作分散于多个机构，由“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整合协调。根据众议院4月23日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内容，高市政府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国家情报会议”将作为最高决策协调机构，由首相担任核心领导，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及涉外国情报事务；“国家情报局”则作为具体执行机关，拥有跨部门统筹协调权，可强制要求政府各省厅提供情报，彻底打破战后日本情报系统分散制衡、相互约束的格局，实现情报权力高度集中。 更危险的是，法案赋予机构合法开展监控、调查、情报搜集的权力，却对“监控边界”“调查对象”没有明确、严格的限定。日本国内舆论、学界、在野党已发出强烈警示：所谓“不针对普通民众”的承诺完全不可信，“普通民众”与“监控对象”的界限模糊不清，极易被随意扩大解释。 这一机构一旦落地，必将成为日本右翼政府操控舆论、压制反对声音、收紧社会管控、打压和平力量的核心工具，全面走向对内威权化，重蹈战前特务统治的覆辙。与此同时，高市早苗早已明确表态，将积极推动另一部旨在应对外国势力开展的间谍活动等的“防止间谍法”立法，这进一步为大规模社会监控、打压异己提供法律依据。日本民众的隐私权、基本民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 集权化对外情报体系，是日本对外发动侵略的“先行军” 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刚性约束之一，日本宪法第九条中的“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是其主要原则。日本社会民主党党报《社会新报》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表示，该法案的首要危险在于，“情报”这一概念本身就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 结合日本近代侵略历史，其对外扩张的固定路径，从来都是情报先行、间谍开路。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每一次对外军事冒险，都以大规模、无孔不入的间谍情报活动为先导，提前窃取相关国家的军政机密、测绘地形、收买内应、制造矛盾、炮制战争借口，为武装侵略做各种准备。可以说，集权化的对外情报体系，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先行军”。 而严禁日本设立国家级对外情报机构、严禁开展针对他国的隐蔽谍报活动，便是从根源上阻断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先行路径。此次所谓“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原本分散的海外情报、反间谍和安全分析职能进一步整合，是高市早苗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 高市早苗内阁本身作为右翼政治倾向代表，始终拒绝反省侵略历史，顽固推动修宪扩军，放弃“专守防卫”原则，大幅扩充防卫预算，全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不断在台海、东海等敏感区域挑衅滋事。如果合法化的国家级对外情报机构落地，日本将可能全面恢复对周边国家的情报侦察、跨境渗透、间谍活动、认知作战能力，再加上与不断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绑定，其启动“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这将直接破坏和平稳定的地区整体氛围，冲击东北亚战略平衡，加剧区域阵营对立与安全对抗。军事摩擦、战略误判的风险更会大幅提升，最终把整个亚太地区推向冲突对抗的边缘，重蹈二战侵略扩张的历史覆辙。 日本右翼还盯上民间情报力量 除整合政府情报力量，日本自卫队在今年3月下旬还进行了重大改组。其中，海上自卫队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整合下辖承担情报、网络、通信、海洋观测等职能的部队。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总部设于东京都练马区的朝霞驻屯地。 此外，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还在强化利用民间情报力量。日本民间机构调查发现，有与执政的自民党存在资金往来的IT企业，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搜集自由派政党和人士信息及言论，对其展开攻击并鼓吹“修宪”等主张。 历史殷鉴不远，日本战前集权特务情报体系，对内制造恐怖统治，对外助推侵略战争，给日本自身、亚洲各国都带来了巨大灾难。当下，日本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表面上宣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实质上则折射出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野心，更可能成为日本国家治理逻辑由“防御型安全”向所谓“主动型安全”转变的重要标志。 在当前地区局势本已复杂敏感的背景下，日本更应以透明、克制和负责任的方式推进制度改革。而高市早苗内阁无视历史教训，无视日本国内民众的广泛担忧，强行推动“国家情报局”立法，本质就是公然践踏二战胜利成果，彻底否定战后国际秩序，全面复活“军国主义情报机器”，企图走向军事扩张。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任何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企图，都必将遭到坚决反对，玩火者最终只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作者是天津理工大学中日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