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出川第一战有多惨烈？师长重伤不下火线，要掩护30万主力撤退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短短两个月后的金秋九月，一支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的川军部队从四川出发，沿长江东下，奔赴抗日战场，参加规模宏大的淞沪会战。

率领这支部队的，是第144师师长郭勋祺。

郭勋祺

一

郭勋祺生于四川华阳县一个农家，3岁丧父，7岁丧母，17岁便投身行伍，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升到师长。出川前，朋友为他饯行，他在席间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自己从军二十多年，参加过的战斗不下数十次，全是兄弟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却热衷于打内战，实在对不起家乡父老；这次出川，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来。”

144师的首战便是硬仗。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已近尾声，数十万中国军队面临全线撤退的险境。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企图切断我军后路，形势万分危急。撤退必须有部队断后掩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老蒋急令第23集团军南下，郭勋祺的144师被委以主力掩护的重任。川军将士在太湖西岸的金村、夹浦一线布防，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奔赴淞沪会战

11月23日，日军牛岛师团一部乘汽轮和橡皮艇窜抵太湖西岸，144师率先接敌。郭勋祺亲临前线指挥，在激战中被日军机枪击中左腿，但他重伤不下火线，坐担架坚持督战，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

最终，144师以伤亡官兵逾千、师长重伤的代价，血战数日，成功掩护了中央军30余万主力部队安全撤离，为后续抗战保存了宝贵的骨血。

此战后，郭勋祺被晋升为第50军军长。

1938年春，郭勋祺率50军驻防皖南，军部设在青阳县木镇，与新四军军部相距不过几十华里。就是在这里，他与阔别多年的老友陈毅重逢了。

二

早在1922年，郭勋祺就在四川万县经陈毅的哥哥陈孟熙介绍，与陈毅相识。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在陈毅的影响下，郭勋祺接触了进步思想，还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陈毅身份暴露遭追捕，正是郭勋祺冒着风险让他躲在自己家中，临别时不但提供了300块大洋和一套西服作为路费，还派副官和卫兵扮作护卫，全程护送陈毅到码头安全上船。

年轻的陈毅

这份患难情谊，两人都没有忘记。

此番在皖南重逢，两人畅谈抗日大计。50军与新四军在战场上相互配合，携手御敌。

1938年4月，为策应台儿庄战役、阻止皖南日军北上增援，郭勋祺指挥部队正面猛攻日军据点湾沚，同时主动联系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3支队，在日军增援必经之路上设伏。两军紧密协作，成功重创敌军，使其增援台儿庄的计划化为泡影。

在武汉会战中，郭勋祺率部攻占馒头山，掩护炮兵团推进至长江沿岸，出其不意地截击日军舰船，共击沉击伤日舰70余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据郭勋祺后人回忆，1938年新四军第三支队配合50军作战后，郭勋祺曾一次性支援新四军3万发子弹、1000套军装。要知道，当时50军自身作为杂牌部队装备也十分紧缺，这般慷慨更显难得。

两军关系融洽，以至当时新四军的宣传壁报上，画着两只紧握的大手，分别写着“新四军”与“五十军”。

新四军

这段真诚的合作引起了国际友人的注意。1939年2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专程采访了郭勋祺，在报道中称赞他是“世界上最聪明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志士”。

三

然而，郭勋祺与共产党的密切往来也招来了祸端。

老蒋派到50军的政治部主任暗中将情况密报重庆。1939年底，老蒋以“作战不力”为名，撤去了郭勋祺的职务。

被撤职后，郭勋祺深感失望，曾派人联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表达了率部起义的意愿。但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避免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口实，新四军方面不得不婉拒了他的请求。

四

时光辗转，到了1948年。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郭勋祺此时担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副司令，驻守襄阳。

1948年7月，解放军发起襄樊战役，一举攻克襄阳城，郭勋祺成为俘虏。消息传到陈毅那里，他立刻指示将郭勋祺送到司令部。当郭勋祺见到陈毅时，积压了近十年的委屈和困惑终于爆发，他劈头便问了一句：

“9年前我就要起义，你们为什么不收？”

面对老友的责问，陈毅无奈而真诚地做了解释：当时不是不要，是不敢要，为了大局不得不如此。

经刘伯承、陈毅的劝导，郭勋祺接受了返回四川进行策反的任务。他秘密联络川军旧部，积极奔走。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郭勋祺公开宣布起义，被任命为川西人民保卫军总司令，直接促成了成都五个师的起义，为四川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川军宿将，脱下戎装投身建设，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省体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他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年，直到1959年12月28日在成都病逝，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