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英使大秦：他差一点就到达罗马，却因一个谎言止步波斯湾

公元97年，一个叫甘英的汉朝使者站在波斯湾的海边，望着茫茫大海。对岸就是大秦（罗马帝国），一个与汉朝同样强大的帝国。他问安息（帕提亚帝国）船上的水手：“渡海需要多久？”水手告诉他：“运气好的话，三个月。”

然而，水手又说了一番话，让甘英彻底打消了渡海的念头。就是这个“善意的谎言”，让东西方两大帝国的直接对话推迟了上千年。

甘英是班超的副手。公元97年，班超已平定西域五十余国，唯独大秦——那个传说中“以石为城郭”“人民皆长大平正”的神秘帝国——从未与汉朝直接往来。

班超决定派人出使大秦。这个人就是甘英。甘英从西域都护驻地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出发，一路西行，经过龟兹、疏勒、于阗，翻越葱岭，进入贵霜帝国（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再向西进入安息帝国（今伊朗）。他走了整整一年，最终抵达安息的西海（波斯湾）岸边。

站在海边，甘英对岸的大秦已经遥遥在望。他找到了准备驶往大秦的商船，询问渡海的细节。水手告诉他：渡海需要三个月，但海上航行非常凶险——海上还有“善使人思土恋慕”的女妖，常常让船员迷失方向，耽误几年才能到达。如果碰上逆风，也有长达两年的。

甘英犹豫了。他最终决定不再前行，原路返回。

等等，甘英止步于波斯湾，是因为他听信了水手的话。但水手为什么要说“海中有女妖”？是安息人不想让汉朝与大秦直接通商？还是甘英本人缺乏勇气？史书没有给出答案，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谎言，让东西方的直接对话晚了上千年。

有意思的是，甘英没有渡海，但他带回的信息已经足够震撼。他告诉班超：大秦是一个“与大汉等”的帝国，那里“百姓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他们“常欲通使于汉”，只是被安息“遮隔”。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关于罗马帝国的第一手报告，比《后汉书》里那些道听途说的“大秦传”靠谱得多。

01 甘英的路线：汉代中国人走得最远的一次

甘英的路线，比张骞、班超都远。张骞最远到过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班超最远到过安息西部（今伊朗东部），而甘英直接抵达了波斯湾。

史书记载甘英“穷临西海而还”。西海就是波斯湾。甘英从西域都护驻地它乾城出发，经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贵霜帝国。他从贵霜进入安息帝国，沿安息南部的商路西行，最终抵达波斯湾。这条路线，就是“丝绸之路”南线的终点。

以当时汉朝的地理知识，“西海”是已知世界的西端。甘英抵达波斯湾，意味着中国官方使节的足迹，已经延伸到已知世界的边界。这是汉代中国人走得最远的一次官方出使。

甘英的壮举，可与张骞、班超并列为汉代三大“探险家”：

· 张骞：从长安到大夏（阿富汗），打开通往西域的大门

· 班超：从西域都护到安息（伊朗），巩固丝绸之路南道

· 甘英：从安息到波斯湾，抵达已知世界的尽头

如果没有班超三十年的经营，甘英不可能走到波斯湾。他们是“师徒三人”——一个奠基，一个拓路，一个走到终点。

02 “海上女妖”的谎言：安息人的小心思

甘英止步波斯湾，根本原因是安息人的阻挠。

安息（帕提亚帝国）是汉朝与大秦之间的“中间商”。汉朝的丝绸，由安息商人转运到大秦，价格翻十倍；大秦的玻璃器皿、珊瑚、琥珀，由安息商人转运到汉朝，价格也翻数倍。如果汉朝与大秦直接通商，安息人的“垄断利润”就没了。

因此，当甘英提出要渡海去大秦时，安息人表面上热情接待，但暗地里百般阻挠。他们故意夸大海上风险，编造“海中女妖”的故事，吓唬甘英。

甘英有没有可能识破谎言？有。但他也可能确实被吓住了。他是一个“旱鸭子”——汉朝人对海洋的恐惧，是真实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人出海寻找“蓬莱仙山”，结果“多风波，溺死者数万人”。此后汉朝人对海洋始终心存畏惧。

甘英犹豫再三，最终决定“算了”。他没有赌上命去验证安息人的话。从保存外交成果的角度看，这是稳妥之举；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次重大遗憾。

03 甘英带回的“大秦信息”：中国人第一次看清罗马

甘英虽然没有到达大秦，但他带回的信息，对汉朝人理解“西方”至关重要。他向班超报告了以下几点：

第一，大秦“与大汉等”。这不是客套话，而是真实情况——罗马帝国确实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与汉朝并称的超级大国。人口、疆域、军力、文明程度，都不输汉朝。汉朝人一直以为自己住“天下之中”，其他都是“蛮夷”。甘英的报告让他们知道：原来西方还有一个“强汉”。

第二，大秦“常欲通使于汉”。罗马人对汉朝的丝绸非常向往，一直想直接通商。只是安息人从中阻挠，始终未能如愿。“常欲”二字表明，罗马人对汉朝的兴趣，不亚于汉朝人对罗马的兴趣。

第三，大秦国人的相貌“长大平正”，“有类中国”。这是人类学观察——罗马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与东亚人种确实差异明显。但甘英却说“有类中国”——他认为罗马人更像中国人，而不是“蛮夷”。这可能是他自己联想，也可能是真实情况——罗马人的服饰、发式、礼仪，可能与汉朝人相似。

甘英的《西域风土记》原文已失，仅存片段于《后汉书·西域传》。但仅凭这些片段，足以让汉朝人对“大秦”有一个初步但真实的了解。

04 历史假设：如果甘英渡海成功……

甘英止步波斯湾，是历史的遗憾。

如果他成功渡海，抵达罗马帝国，会发生什么？首先，东西方两大帝国将实现“首次直接对话”。汉朝使节将亲眼看到罗马的万神殿、斗兽场、凯旋门；罗马皇帝将收到汉朝皇帝的国书，知道东方有一个“强汉”。直接的外交接触，将打破安息人垄断“丝绸之路”的格局，汉朝与罗马可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科技史上，甘英如果到达罗马，很可能带回玻璃制造技术。罗马的玻璃器皿举世闻名，汉朝还没有成熟的玻璃工艺。这可能提前中国玻璃技术的进步。

在宗教史上，甘英如果到达罗马，很可能接触早期基督教。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已传入罗马，如果甘英把基督教的信息带回中国，中国接触基督教的时间将提前一百多年。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甘英没有渡海。东西方两大帝国，直到公元166年才实现“第一次接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这是罗马使节第一次到达中国，距离甘英出使已过去近七十年。

而且，那次“第一次接触”也是乌龙——所谓“大秦王安敦”，其实是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但使者到达中国时，安东尼已经死了，新皇帝是马可·奥勒留。汉朝人搞不清谁是谁，只知道“大秦派使者来了”。

05 甘英的历史地位：被低估的探险家

甘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长期被低估。张骞“凿空西域”，班超“投笔从戎”，范睢“远交近攻”——他们都被写进教科书、拍成电视剧。甘英呢？他的名字只出现在专业论文里。

这不公平。甘英的行程，比张骞、班超都远。他抵达波斯湾，到达了当时汉朝人已知世界的西端。如果没有安息人的阻挠，甘英可能比马可·波罗早一千二百年抵达“西方”。

甘英的使命是“通大秦”。他虽然没有完成渡海，但他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公里”。他不是怯懦，他是不想拿命去赌一个“可能”。

甘英回来向班超报告：“大海就在眼前，大秦就在对岸。但我过不去。”班超没有责备他，因为他知道甘英尽力了。

甘英之后的数百年，中国再无人尝试从陆路出使罗马。直到公元166年，罗马人自己来了。那条被安息人“遮隔”的通道，最终是由海路打通的。而甘英在波斯湾边上的遗憾，成了中国外交史上“一步之遥”的代名词。

公元97年，甘英站在波斯湾海边。海风吹着他的衣袂，海平线在远处微微起伏。对岸，就是大秦。一个与汉朝同样强大的帝国，一个他奉命出使却始终无法抵达的终点。

水手的话是真是假？他永远无法验证。安息人的小心思是什么？他大概心知肚明。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头。

甘英的“回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必然。在安息人编织的信息迷雾中，他没有办法辨别真伪。他不是怕死，他只是不想让这次使命以“全军覆没”收场。

历史学家常常感叹：如果甘英渡海成功，中国与西方将提前一千多年实现直接对话。丝绸之路将不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安息人的“中间商”角色将被打破，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更加通畅。

但历史没有如果。甘英的遗憾，成了丝绸之路永远的“意难平”。他的名字，虽然被历史淡忘，但他的足迹，却是中国人探索世界的勇气见证。

从今往后，每当我们在史书上看到“大秦”，都应该想起那个站在波斯湾岸边、望洋兴叹的汉朝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