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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大观》是由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大连)编辑的一部记录亚洲(主要为中国)文化的照片集,涵盖风景、宗教、民俗、人物等多方面。照片旁边附有日文介绍,摄影者、拍摄地、时间等。共16辑,含照片约1891枚。
“九一八”前后,为大量获取中国情报,日本在我国成立了不少如“亚细亚写真大观社”或“大东亚写真社”这样的情报机构,派出大量情报人员以摄影的方式对中国全境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城镇、乡村、车站、码头、名胜古迹、商业街、重要厂矿等,其拍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闻。这些情报机构的总部通常设在“伪满”,同时在内地其他重要城市设有分部。情报人员日常“工作任务”就是将其拍摄的照片发表在“亚细亚写真大观社”下属的杂志《亚细亚写真大观》上,每张照片上都配有一张印有日文说明的标签,上有题名、拍摄地点、情况简介等。
本期所发为云冈石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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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浮雕
在中央第八窟内,有许多白色的各式浮雕。特别是在后室东部的上拱券穹窿部位,有环绕莲花纹的四身飞天,下拱券部位则有两条相互缠绕的龙体浮雕。这对双龙与中国各地庙宇中所见的龙图相比,手法原始、简练质朴,具有高尚典雅的六朝式气魄,深受美术家的赞赏。双龙浮雕上方,有手持乐器之小天女像。而其更上段,则排列着许多小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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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佛古寺
位于大同府城西三十华里、武州塞灵岩处,此地有无数石窟佛龛,通称“云冈石窟”。石窟前有一寺院,称为“石佛古寺”,石窟与古寺合在一起,则俗称“大同石佛寺”。石窟石佛始于魏文帝即位之年(公元452年)左右开工,持续开凿七八十年而成。此系沙门昙曜创立,并由后人续建。古寺最初称为“石窟寺”,曾有多座建筑相连,如今仅存一寺,且为清代重修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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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第一窟
东部第一窟的佛像配置几乎与释尊窟相同。东壁下部有释尊传故事的浮雕,其上方有四条并列之龙。龛中容纳着约四尺高的塑像,龛间以“佛塔图”作为装饰。佛塔原本当然是五重,但因下部破损,如今仅存三重。塔顶有三个类似枪头的装饰物。塔图左右刻有小佛像,其上方有幕形纹样,更上段则排列着约三尺高的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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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大佛主尊
与石佛古寺东邻的所谓东部第三窟,以其外观之壮大与内部规模之大,位居云冈石窟之首。安放在直立崖壁内部洞窟中的大佛主尊,是石窟遗迹中的杰作。作为云冈之晚期作品,其雕像具有重大意义。与其他佛像趣味相异,其表现之细腻,以及中国化气息之浓厚,由此推测暗示了隋唐艺术之开端。佛像高约三十尺,左右侧立着高约十七八尺的优秀胁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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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佛塔
东部第一窟内有一座高三间弱的佛塔,此窟之所以被称为“东塔洞”或“佛塔洞”,即是因为此塔,此窟历来也被称为“石鼓洞”。塔的正面分为上下两段,均为容纳一尊坐佛的佛龛,但损毁严重。上段之后世修补之物已损,下段的像则保持原石雕刻状态而损坏。上段的坐佛有两位带着随风飘动带状布片的女性胁侍。下段马蹄形的龛檐上部,则刻有无数的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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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窟全景
从石佛古寺向西延伸的山腹崖壁上,在仅三町余的范围内,分布着十一座大石窟。即沙畹氏所谓的“位于西部的石窟群”,各窟内均拥有巨大之主尊。这些佛龛构成了灵岩造像的最主要部分,亦不难推测其为最初开凿部分。其它容纳一尊或两尊一二尺高坐像的小窟几乎无数,至于掌大乃至一尺见方的雕像,则在崖面上如蜂巢般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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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露天大佛
西窟跌座之露天大佛,属于云冈石佛开凿的初期作品。无疑是为《魏书》卷一百十四《释老志》所载的“昙曜奏请皇帝,于京城西开凿山体石壁,开辟五所石窟,镌刻建造佛像各一尊,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中的五尊佛像之一。此佛像唇厚、鼻高、目长且睁得很开,眼球大,下颚丰满,耳朵甚大。整体容貌明朗开阔,兼具端正庄重之貌。背后洞壁上雕刻的草纹样之小石佛浮雕亦十分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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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露天佛
西窟的露天大佛,原本位于洞窟之中,但因上部与左壁崩塌,致使右胁侍遭受风雨侵蚀而消失,仅左胁侍残留。在已消失的右胁侍痕迹附近的里壁西侧,有一处前壁已失的小窟。此即所谓沙畹氏之第二十窟。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洞窟,分上下两层,各有稍大之佛龛。上部刻有一身,下部刻有一对倚坐的菩萨像,容貌均甚为优秀。其余部分则以众多的小佛龛作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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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端第五窟
自西窟露天佛向西经过十窟,有土墙阻断了通行。大多考察者会自此返回,但若越过土墙再向西行,则佛窟延续。此处通常被称为西端窟。照片所示为西端窟从东边数第五窟,即西端塔柱窟往东第三窟。此窟位于地面约一间之上,高约二间半,内有长脸倚坐菩萨。此外,东西两壁及菩萨像上段,镌刻着无数千佛式的小像,其中损毁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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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窟莲花天井
西部第二十窟以西,除拥有塔柱形制的大洞窟外,均为小洞窟。沙畹氏对其附以A至H的编号,但当然还有更多数量的洞窟。照片所示为西部第二十窟西邻的第一洞天井上之双重莲花纹样。天井分为六格,中央为该花纹,周围饰有飞天的浮雕,飞天仅为极其简略的轮廓线条。洞窟已遭破坏,东壁无存,西壁有两尊破损的佛像。
这组云冈石窟的摄影师为岛崎役治,他也是《亚细亚大观》的主要摄影师。他为此行还特意写了一篇摄影行记。特附于此。
云冈摄影行
岛崎役治
云冈佛迹,作为千古之伟大艺术,不仅是中国之荣耀,亦是代表东洋的艺术作品,堪称冠绝世界。
此次能将云冈佛雕分与诸位会员贤达,我深感荣幸。唯因停留时日短少,仅能传达其一部分,实觉万分遗憾。
云冈位于山西省大同站西方约三十华里之村落,在名为石佛古寺的寺庙附近一带山冈崖壁上,开凿有数十石窟,内刻无数巨细石佛。此等石佛,皆于窟内四壁天井等天然岩石上雕刻而成,无不精妙巧致,呈现了稀世伟观。尤以其中最为巨大者,乃七十余尺之坐像,佛像刻于四层楼殿堂背后、凿开天然石断崖所造之龛洞内部。此外,二十尺内外之佛像亦有数尊。
此等雕刻手法,深受六朝时代盛为传入之印度西域式样的影响,与河南府城外龙门石佛共称为中国古代美术鉴赏上之极具代表性作品。据传镌刻年代起自北魏盛世,历时百十余年方告完成,实为距今一千五百年以前之杰作。
恰在我抵达大同东华栈时,北京摄影师岩田秀则氏已在云冈停留了十二日进行拍摄并制作了拓本。据岩田氏此次新发现,及十三年铭文所见,有辞句云因比丘尼僧罹患重病,五十四名信众为祈其痊愈而雕刻了此佛像云云。听闻此新发现,或将推翻以往关于雕刻年代之学说,然此等唯有待学者研究矣。
兹为欲往云冈旅行之人,特记载行程以供各位参考。首先于北京正阳门车站乘早晨六时四十分发车之环城铁路客车(三等车费金十五角),绕行北京城墙,眺望城外风光,自南面一半起,经东、西、北面,约三十分钟后抵达西阳门车站。于此购买前往大同之车票。若事先委托北京日本观光局,亦可于前一日购票。继而于七时四十分换乘京绥铁路列车,乘此车可于晚间九时抵达大同。此铁路客车,即便是一等车厢,也不如满铁三等整洁,然附有餐车,尚称便利。三等与二等相差无几,甚或三等更佳。故此旅程择三等或一等皆为得策。火车票价如下:
一等 17.10圆(往返25.65圆)、二等 11.40圆(往返17.10圆)、三等 5.70圆(往返8.55圆)
抵达大同站后,该处有名为东华栈的日本人之客栈(旅馆)。夜间则悬挂有“东华栈”之灯笼,昼间则立白布旗,同样标识着“东华栈”,并有接客者迎候。由其引导,当夜先投宿此店为佳。此客栈为细长之中式建筑,屋顶低矮,四围合抱。日本人的住宿处位于西侧略高处,为暖炕式,上铺毛毯状织物,地面以黑砖铺就。仅置桌椅二三、茶具及洗脸盆等物。天寒时则可为您生暖炕,伙计们轮流进出,多方照应并讲述着诸般奉承话。当然,切勿忘记给予酒钱(小费)以作为酬谢。这里的宿费一宿二食为大洋壹圆,酒钱为大洋十仙或二十仙即足。
此处需注意者,前往大同必备护照。无护照则会生出种种麻烦。抵达客栈,最先即被要求出示此护照及名片。交与客栈伙计后,由其呈报给官署。
是夜,须嘱托伙计代为预雇好轿、驴、马等,以备清晨早早出发。轿子一日为大洋一元五十仙,另需壹圆酒钱。早晨七时左右城门方开,故出发约在七时半左右。大同城门数量多,需穿行四座拱门,而街道古旧不洁,城门入口处立有雕刻了山西督办格言之石碑。穿过东西城门,即至广阔田地,轿车行经之路的路况恶劣,行之须有频受风沙洗礼之觉悟。途中遇到了背负大块煤炭之驴马群,大同附近煤矿层甚多,据称当地居民挖掘此煤并运至大同市场贩卖。此间居民大抵上显得质朴而亲切。
离开大同市约十华里,始入山路。两侧山峦皆为无木秃山,道路自此愈发难行。道旁双峰唯见岩崖,轿行其上,颠簸甚剧,不若下轿步行。再向前行,则有河川、寺庙、村落,山间隐约可见农夫耕作身影。又见着红衣之年轻妇人骑驴,鞍下两侧所垂笼中载着孩童而行等,颇可窥见有趣之异国风俗。
携小型相机之诸君,各种拍摄之余情,亦当别具意趣乎。
沿此溪谷前行,可达山间稍开阔处。自此遥见云冈之山,横亘于河源之长断崖上,开有无数洞穴,青色屋顶之高耸寺院巍然并立。此刻,长久憧憬之佛窟实际呈现于眼前,让我心潮澎湃难已。自此约三十分钟,终达云冈石佛古寺。先是住僧出迎问候,引入室内奉茶等,极为欢迎,其后由小僧引导参观佛窟。若计划当日返回,则当于该日下午三时或四时出发返回大同,便可乘当日末班车离大同归北京。
我借住此寺一室,宿两晚。寺僧颇为关照,亲切备办饮食,打扫房间,甚为周到。昼间拍摄外部露天佛像,夜间则着手窟内之拍摄。先燃蜡烛三支许,缚于长竹竿顶端作为目标,对好焦距,然后以闪光器点燃镁粉。窟内空气破响,异样之声令人惊骇。然渐次习惯,遂独自持续于室内拍摄。直至深夜,方返己室休息。大同之夜,寂静如太古一般。
时有微风诱动寺檐所悬小吊钟,叮铛作响,划破夜之静寂传入耳中。
栖居如此异国寺庙,度此超脱尘世之生活,偶尔亦觉人生趣味盎然。第二晚,寺僧来访,谈至夜间十二时过后。我曾问及寺僧:如此出色之佛迹,任其埋没于牛马粪秽,或容居民居于窟内,委于荒废,为何不稍谋保存之法?寺僧答曰:若我等过于喧嚷,反招村民反感,则无法居留此寺。地方巡警只要给钱,便诺允窟内居住。且地方风俗甚为紊乱,实属没法子(无可奈何)。
如此,则此伟大艺术亦将渐为世所凌夷,终至形影日渐淡薄乎?闻佛窟下方已有煤层贯通,几已成售约之局。若他日着手采掘煤层,则洞窟亦将遭破坏矣。黄金之力,足可击破千古艺术。面对这样尊贵的史迹,吾日本为中国,亦为东洋,是否应在史学上为其谋划一个保存之策?而此等方法,岂非反可成为日中亲善意义深远之一条导火索乎?凝望渐行渐远之历史遗迹,吾独陷沉思。
(大正十四年(1925年)十月二十九日记于云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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