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经典文章丨邓子琴：礼俗变迁

礼俗变迁

作者介绍：邓子琴（1902-1984），男，云南永善人。曾任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和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成员、四川省历史学会顾问，四川省民族研究会理事长，四川省地方史研究室主任。著有《中国礼俗学纲要》《中国风俗史》等。

礼俗为社会流行之一种仪式，自具许多客观条件。因此，必随时变动，而不十分而定。昔者孔子谓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所损益可知。既有损益，则礼之有变动，审矣。惟详述此事，将在礼制史，或风俗史中。此处仅提纲领，借以明了礼俗一般之性质耳。兹复析论变迁之原因与结果，原因析为三项，结果析为二项（编者注：下文实际为三部分），分别说明于后面。

一、礼俗变迁之原因

凡一现象之变迁，必有其原因。惟其原因繁复，殆难一一明其然也。故可举者，必为其中最主要分子。兹处析论礼俗变迁原因为三。

（一）民族混合

各种民族，各有其各种风尚习俗。若一混合杂处，必相影响，而变化出矣。兹举婚礼为例。

1、婚礼对象

中国古代叔嫂不通问，欲其别也。叔嫂无服，欲其远也。匈奴兄死妻嫂，恐种姓之失。此两种习惯，固绝不相侔。然今中国边疆汉族兄死娶嫂，已恬不足怪。此为受匈奴影响，固极显明之事实也。(或谓象以舜死，而谓使治朕栖，岂中国古无此俗。曰，象狂悖之人，犹之春秋齐襄楚平诸人，事出特殊，不足为难。唐太宗之纳弟妇，亦染鲜卑之俗耳。近治社会史者，以象欲妻二嫂，证明群婚制，殆亦不然。另有辨）惟有一事，尚不足以变坏中国故俗者，即异族如匈奴鲜卑，父死均妻其后母(如高澄之尚蠕蠕公主，隋炀帝之纳宣华夫人，均鲜卑遗风，唐高宗之纳武氏，亦其类也。在中国旧例言之，父子聚麀，比子禽兽矣)。与中国礼教所谓继母如母之旨大悖。为礼俗上绝对不容许者耳（唐律亦禁嫂叔婚，特人君例外耳），此以对象言者也。

2、婚礼仪式

中国婚礼，婚前有纳采，问名，等六礼。正婚有同牢，合卺，诸礼。婚后有妇见舅姑，及舅姑飨妇诸礼。正大庄严，情文俱备。其后因鲜卑风气所染，而有催妆（见段成式《酉阳杂俎》）、障车(见《唐会要》）诸俗。五代宋初，有合髻，坐鞍等俗(见《东京梦华录》、《归田录》书仪等书）。殆沙陀遗风耶。又唐代婚礼习俗，即盛许多禁忌（见段成式书），辽代婚礼，女人门有跨鞍等俗。元曲桃花女即盛衍此种故事，今各地婚俗，犹多如此也(此与近时民俗学上所述欧美各种民族婚俗相同多分）。此以仪式言者也。除此以外，男女关系地位等，亦有受民族混合影响者，如唐代武则天之步趋灵太后，纳用男妾，形之奏牍，而不讳。（见《旧唐书·张昌宗传》)其重女抑宗，居然可见。故丧服改制(太宗时已有变更，然武后时尤重要)，拜礼减轻(女子拜而不脆、自后皆然）。推其根源，亦由异族。虽不无旧时民俗之一二因子（如闹房戏妇，东汉晋初即有之，后之障车，当亦有关系也），然而推波助澜，端由异俗而来。此其为礼俗变迁之最大原因，又何疑乎。

（二）异化输入

异种文化输人，亦可使礼俗变化。其在中国历史上，惟佛教入华影响为著。按佛教主要为宗教，故其影响，尤于丧祭礼可见(因佛教关系而输入之艺术文学医方等亦有之，但不著)，兹以思想而论，中国古代思想，以为宇宙是一大生命，人物动植，皆由大生命而分显之个体生命。此个体生命，如有转变，则还复其本(大生命)。因此无罪恶观念，亦无轮回思想(但虽如此，而因果之理仍不废容当详于异处）。故在祭礼，为精诚之感应。在丧礼，为肃穆之哀思。然自印度思想输入，则祭多祈求，而丧则大藉助缘矣。

1、超荐

古代葬后，有虞祭。虞祭者，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日中而祭于殡宫以安之。此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生之意也，此伦理家言也。天堂地狱，刀山剑树，牛鬼蛇神之伦，赏善罪恶，升沉异位，要借外而不可思议之力以转变之。此小人有所惩毖而改过迁善者也。此宗教家言也。古之丧礼，士三虞卒哭，期而小祥。六朝后，则七七百期，为治丧之节(七七始见《北史》及《北齐书·孙灵晖传》。百期不必出于释氏，参徐乾学《读礼通考》)。见于政和礼及司马书仪者，已为后世通行之典则。考七七来历，则由佛典《大毗婆沙》及《瑜伽论》谓中阴七日转生(中阴即等于吾人所谓灵魂，佛典中详述中阴状况，其特点即七日必为生有。极于七七，无有不生者矣）。因此僧道讽经诵咒，必以七日为度，即因此故也。

2、火葬

火葬佛教徒遍为之，中国译音，谓之“茶毗”。揆厥因由，或缘印土气候暑热，不宜留尸。或佛教徒重其身骨（所谓舍利），以为修养功候之证。必须火化，始得露见也。然而中国葬藏之义，在使骨肉归于土，岂可畀彼炎火，化为灰烬乎。试观北魏盛火葬，北宋民间，尤多有此俗。此吾人得之于僧侣最显著者也。《墨于·节葬篇》曰：“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通’”。据此而言，火葬者，殆西方之通习也欤(顾亭林《日知录》，以北宋不禁火葬为不仁，甚至推论元代杨琏真伽之发掘南宋君臣陵墓，为其应报，盖此事违戾中国习俗为最大也)。以上两项，皆言其巨者。至如拜跪仪式(今拜反手据地，应出佛教)，及用具之转变(胡床习用后，则坐之姿势必变而为结跏。又笏变为如意，非古备忘忽意)，尤难悉数。昔程子入佛寺见其秩序肃穆，以为三代礼乐在是。按佛教僧伽，全系团体生活，故其戒律亦以注重团体事件为多（如波罗夷之类)，惟唐宋以来，中国寺庙，通行百丈禅林清规，其制度多系中土习惯，而加以融会变化者。古代成均遗制不存，宜乎禅林之独擅佳声矣(按唐末五代之乱，惟寺院能保存古代文化，当时每一寺院僧众有至千数百人者，大抵超轶之士，均集其中。其犹欧洲中古寺院矣）。凡若此者，均可谓异化输入之影响也。

（三）社会变更

凡社会制度变更，则礼俗必相随而变，此其为事至明者也。兹举例言之。

1、因孳生人口，早婚而废冠礼

按古代男子二十而冠，有冠礼。三十而娶，有婚礼。虽相距不必定十年，而总有数年距隔，故其礼可行。春秋战国之际，诸国互相战争，以入多兵强为胜，故奖励早婚。如越王勾践，男子十七不娶有罪，是也(见《国语·越语》)。因此，以时而论，婚礼几乎在行冠礼之前。必致冠礼亦行提早。遂致两礼，合并举行(如今民间旧婚礼，正婚之前一日，有簪帽礼是也）。或遂废冠礼(隋唐以后即如此)。此因国家改制，影响社会早婚而变更礼俗之一例也。

2、因宗法崩演，而祭礼立尸之事不行

中国古代祭礼须立尸，尸者，主也。即以幼意（以孙辈无父者为之），衣所祭者衣冠，摄其威仪，行以酬酢。有祝者送迎以将之。朱子谓所以深远而尽其诚，固与北魏所谓魂人之类，迥不相同者也。考之毛诗《凫翳》，《丝衣》，则除祖先外，四方、百物、天地、社稷、山川、七祀、星辰、皆有尸。则凡祭均有尸矣。夫为祖先立尸，本属骨肉之亲，赤子纯一，又先祖之遗体，其感通尽诚之应，理或无爽。推而广之，天地山川，即非伦类矣。故尸之必废，殆无疑问。考战国之末，立尸事已不行(《孟子》有“弟为尸，则谁敬”，是其时尚有尸也。按《礼记·祭义》谓“祭之日，入室。侵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据此全属虚拟之词，此时已殆不用尸矣）。推原其故，与宗法有关。考宗法制度，一人有大宗一，小宗四(大宗百世不迁，故只有一。小宗五世则迁，故有高祖宗，曾祖宗，祖宗，祢宗，凡四小宗）。因遗产均分(此亦大概起于战国末），而宗法归宗资宗之道不存（《丧服传》有余归之宗，不足资之宗）。于是祭不于宗子之家，而各于其舍矣。夫选尸标准，须被祭者之孙，又须父死者，又须是幼童(女，女尸则以子妇为之，今略不论，盖女尸多阙故)。能作此选者，必是多伯叔，多兄弟，而后可能。换言之，必至少祖祢小宗而后可。今既宗法溃弛，人自为祭，则难于立尸，尸自废矣。此由社会制度改变而使礼俗变更之一例也。至若其他变更，如古者阔略人情(如相见礼之还贽，聘礼之返玉等），均与社会生产有关，言之滋繁，姑从省略。

除上述三者外，有各种因素混并而难以析言之者，则如男女关系是也。古者男女之缔结较疏，而后世较严。今试以事证之。《大戴礼记》有“七出”之说(《大戴礼·本命篇》有七出，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有恶疾，六多言，七窃盗。复有“三不去”：一，有所取无所归；二，与更三年丧；三，前贫贱，后富贵。除此外另有“五不娶”之说：一，逆家子；二，乱家子；三，世有刑人；四，世有恶疾；五，丧妇长子云云，并附于此，以供参考)。后世载之法律（如《唐律》）虽不必尽行，而出母出妻，古籍中数见不鲜（孔氏有三世出妻之说，参《礼记·檀弓》)。而夫死改嫁，尤属寻常。故《礼》有“继父”之说，《丧服传》谓“夫死，妻稚、子幼、于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云云。据此则夫死有子且可适人，则如无子而适人，礼所不禁也。按春秋多同母异父兄弟(见《左传》），而汉代后宫贵戚，再嫁生子，亲如手足，不以为嫌也(如汉武帝之母王太后，卫皇后之母姊等是）。洎乎六代，北方鲜卑入主，婚娶之风，更为自由(如北魏括山东寡妇数千配军之类）。故隋代遂稍有禁令。《北史·李谔传》，隋文帝览李谔奏，令五品以上妻妾，不得再醮。《刘炫传》，隋文帝时，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九品奏无得再醮。然隋代立禁，限于官品。一般士人与平民，固未尝限之也。事实上，隋唐以来，并无能防禁，以至于五代北宋，犹是如此。考《唐书·公主传》，唐代公主三十余人，而再嫁三嫁者，至二十八人之多。五代将相大臣，娶寡妇者，至众。周太祖郭威四娶皆寡妇，不之病也。宋人笃于恩义，父死母嫁，其后子成立而迎养其母者，甚众(最知名之范仲淹外，如《刘湜传》：湜少贱，母更嫁营卒，既登第，具袍笏趋卒舍迎母，里人观叹。)。死且为服(《王博文传》：始博文幼失父，其母张氏，改适韩氏。及博文在朝，谓于无绝母礼，请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谓古之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以废宗庙之祭也。今死者皆祭，无害于行服。乃请解官持服。《郭稹传》：初稹幼孤，母边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丧。知礼院宋郊言丧服，稹服为过，诏下有司博议，用冯元等奏，听解官申心丧)。其亦过厚，而可以励薄俗者欤。至于南宋以后，夫死守节不嫁者，在社会上又较昔为多。此为两宋诸儒，振起名教所致，断无可疑者。余尝考女子守节之原因，凡有数种。第一，理学家之推崇人性。女子以节义为重。其理想上有高尚寄托(即好名一念。亦逾恒情），不以世俗享乐为贵也。第二，宗教家之提倡信仰，别有美妙世界，及庄严慈煦之天神，可以归心致命，拯此泥涂污垢也(守节念佛者至多，即以此故)。第三，社会比较平均，女子可以生产为活，经济较能独立，自信不弱于男子也。又士气时代（余旧作《中国风俗史》，分中国风俗为三个时代，北宋以后为士气中心时代，详该书中，兹不详），人人以名节自显，不分男女故也。更有愈变而愈甚者，女子受聘而婿死，本未成立夫妇关系，更无夫之亲属关系。故婚礼翌日始见舅姑。而三月庙见。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宗，示未成妇。归熙甫、汪容甫、郑子尹诸人，犹辨之甚晰。然而清代聘妻守节者，史不绝书(《清史稿》载列甚多），按自思想上论之，主守节者，文家言也。主改嫁者，质家言也。其价值，难于轩轾。惟中国因嗣续观念过重之故，注视女子而轻恕男子，殊为不平均耳。要而论之，中国男女关系，因民族混合而关系益泛(中国附近边疆民族，男女结合，均较自由）。因异化输入，而关系较严（此应指历史上之佛教面言，佛教提倡人高尚信仰，又刺激中国思想之觉醒而有理学，于是名教兴而节操显矣)。因社会制度变更，则或泛或严（如经济独立则可守节，亦可自由择偶）。但男女关系之剧变，以今时为最甚。此由于异化之输入，而摇动固有之社会制度。无形中，又有民族习惯之混杂。数种原因，此刻均起最大作用，故其变为烈。历史上多种制度，均将改观，此不过其中之一端耳。

二、礼俗变迁之结果

今次于变迁之原因，再论其结果。结果本繁复，兹约为三项论之。

（一）由专而泛

结果有由专属而趋于普泛者，以祭礼为例，古代祭礼，本于功德厚薄，地位大小，而各有等夷。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境内山川。群小祀亦有多少不同。祭祖先天子自七庙以至于士庶人祭祢，祭于寝。均各有限制。至于后代祭祀，不分等夷，普遍祭天地祖先(清代以来，民间祭天地君亲师，此或本于荀子“礼有三本”之说，但其始于何时，不可知。据陈宏谋五种遗规已有论及者，则康熙时已有之矣)。夫专精则感格深挚，诚应可期。亦既有等夷，居养相及，浃洽不难。普泛则精神不属，虽理可贯通，而势不相接。此种变化，当自宗法崩弛后，又经宋明儒者之倡言入性道德，故始有此转化耳。

（二）由整而分

古代典礼，自开始以至完毕，自经过许多时间。其全部动作，均系礼之部分。如婚礼自纳采以至飨妇氏人送者，丧礼自初死至于祥谭，中间有至数年者。后世行礼，大概结集其中之一部分，而其他从略。或直不以之为礼。举例言之，如乡饮酒礼古代宾主间，洗爵酌酒等，皆在礼之过程中。后世则代以仆役，或执事者。而行礼只注重紧凑重要之一部分矣。此种变化，在衣冠中亦可见。古代冠，服，章，采，韨，舄，均足表见人身分地位，故衣冠整个流通总合，以表现人。至如明代之补服，集中一部分以见官品，又大不同。大抵后世之礼，均是此种趋势(如徽章勋章之类)。今之所谓典礼，亦礼堂中之一幕动作而已。虽有缩短凝集之作用，以礼须纳整个生活之意义言之，抑又过于弛放矣。

（三）由文而质

由文而质，据上章所述，即由敬而爱之理也。由中国礼俗变迁言之，女子礼文之改变，即其显例。《丧服》：父在而母死，为齐衰期，父死母卒，则齐衰三年。唐代通改为齐衰三年(明初通改为斩衰），一也。外亲服缌，唐代舅服等均有增加，二也。古代女子侠拜，唐天后后，则拜而不跪。则其礼仪且较简于男子，三也。此种变更，与中国传统思想不相侔(中国古代礼制重同姓而略外亲，本有其特殊理由、甚至如《丧服传》所言文野程度，亦由此觇知）。故旧时学人(如顾亭林辈），颇加非难。夫中国旧礼，过于趋文。则由文变质，亦自然趋势耳。昔者孔于谓文胜质则史，荀于言文情代胜。是知文胜之弊，古代即然。兹举一事证之。同姓不婚之说，在优生学上，具有极大意义（按中国人口孳多之故，略说有三。一，嗣重续，二，重男系，三，同姓不婚，是也。同姓不婚，据《白虎通义》：“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今文家以妻妾皆不可娶同姓，左氏则以非小君则不讥，许慎则以同姓指五属之内，然《礼记·大传》则谓百世不通)。但战国以来，所谓姓实与氏混合，本始同与不同，颇难分辨。现在所谓姓同，实乃多是氏同，而姓不必同也。举例言之，据郑樵《通志·氏族略》：姓秦者有三。秦国之后，以秦为氏则姓赢，出于鲁邑者，则姓姬。出于楚国者，则姓芈。此同氏而不同姓者也。如秦之氏族，徐，炎，莒，黄，江等，凡十四氏，均姓赢。此同姓而不同氏者也。按百世不通之说，三秦可通婚，而十四姓(今氏姓均称姓矣)不可通婚。今如谓同姓秦者（即上所说三秦），可通婚。而谓徐、江、黄等不能通婚，则人必非笑(谱牒已乱，后世无法详考，王莽尝限姚、陈、王等五姓不许通婚矣，然《唐律》所限亦仅表面文字耳)。何也，今时人所注重者，表面姓字耳。岂非文胜之弊哉。虽然，今时代既远，虽同氏如三国之秦，不行婚媾，固无害。而今时以为异姓者，如江、黄、徐等氏之本同一姓，其分氏已久，血缘关系，几可谓无。其为婚媾，亦无大妨。(就氏姓混淆后，而定同姓不婚礼制，如《唐律》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现行《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条，旁系血亲在亲等之外得结婚，均各有其理由与价值)惟吾人今日重视同姓(如《唐律》：缌麻以上为婚以奸论），面于亲属中中表(中表即内外，姑之子为外兄弟，舅之子为内兄弟)婚婚，则视为当然。此又由文变质之故也。夫就优生学观点论之，中表婚姻，其为害与五属中为婚相等。故现行法律直系亲属，无殊男女关系，不得结婚，于此事，亦悬厉禁。考《白虎通义》谓外属小功以下，亦不得娶。按《丧服》“缌麻三月”章注，谓舅之子为内兄弟，姑之子为外兄弟，未及姊妹，理亦应摄姊妹。则据《白虎通义》之说，中表不得结婚明矣(孔广森《公羊通义》，引古律禁姑之子、舅之子相为婚媾)。《通典》引《袁准正论》，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犹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以史而论元魏字文之君，犹严此禁。独宋人谓此偏方之禁(《容斋随笔》有此说)。其亦昧于大理矣。尝考后世防闲同姓，而疏于外亲。朱陈潘杨，世为婚媾。隆恩暱之姻亲，忘优生之大忌者，比比也。《明史》一百三十七卷《朱善传》，善上书论婚姻律，请弛民间姑舅两姨子女不得为婚律。则此防大开，在于明初。夫文胜之弊，即成空洞形式。乃一面文胜，一面即质胜。事理相乘，有如是者，何足怪哉。据上所言礼俗之变迁，吾人是否可得一种教训，以为后日秉要持权之根据。曰，弛张质文之变，均自然之趋势，不可勉强。故一张一弛，一质一文，相循环然，未有纪极也。中国今日由文而质，仅其开端。后此百数十年中，恐将质胜文而野矣。如何调剂文质，使得均平，有彬彬之风。则今日所应有之事也。

原载于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南京：中国文化社，1947年，第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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